胡德夫：是歌手更是战士

　　本报记者 刘溜/文

　　肚腹圆挺，须发银白，深棕中泛紫的肤色，面容沧桑坚毅，带着骨子里不驯服、不妥协的威严感，这样的一个人站在台上，唱出一连串 “naruwannaiyanayahoiyahohaiyan”时而低回、时而激昂、时而悲凉、时而振奋的没有歌词的歌声，用简单的虚词传递出生命最深沉的情绪与力量。

　　这个人便是被称为“台湾的鲍勃·迪伦”的胡德夫。2006年7月和2007年5月，胡德夫先后在北京愚公移山酒吧和北大演出两次，只凭一架钢琴和他粗犷的歌声，便打动了众多听众。

　　57岁的胡德夫出道颇早，他从台湾传统歌谣中汲取营养，创作出数十首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歌曲，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便唱红了整个台湾。然而此后的一二十年间，他为台湾原住民争取权利的决绝明显超过了对歌唱事业的热爱。

　　有关他的一个英雄之举，发生在1985年。时任“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会长的胡德夫和几位会员前往原住民所在的南投县仁爱乡山区，参与当地山胞的省议员选举活动。在入山的哨口处，警察局局长率领二三十名警察封死路口，堵住他们的去路。

　　交涉无果，胡德夫抽出一把美工刀说：“请让路，这是我们原住民的地和路，再不让路我就当场切腹！我就是流血倒地也要过去，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说罢他就往自己腹部向右划出一条血道，警察局长大惊，只好让出道路，胡德夫便向着中央山脉深处——踏月村大踏步而去。

　　以这样的勇气和无畏，多年来胡德夫倾心倾力于台湾原住民运动，以至于他的另一个身份——民歌歌手退而居其次。如今原住民运动已经停摆，当年共同作战的会员也早已分化，胡德夫却仍然壮心不已。去年，他参加施明德的倒扁运动，在街头为捍卫民主自由而唱，其歌声让在场的施明德激动落泪。

　　2005年，在唱了36年民歌后，胡德夫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 《匆匆》，囊括2006年台湾金曲奖的六项提名，获得最佳歌曲奖和最佳作词奖。不久，胡德夫又获《南方都市报》华语音乐传媒“最佳国语男歌手奖”。

　　他终于又回到了音乐中。

　　美丽的稻穗

　　胡德夫五六岁时，五音不全的父亲每天晚上一杯酒落肚后，就唱起一首卑南族的歌曲来，那首歌叫《美丽的稻穗》，是父亲的老同学陆宝森写的，给胡德夫留下深刻印象，听了一两年，胡德夫把这首歌记在了心里。

　　这个曾经骑在牛背上的小孩，1950年生于台东卑南族的太麻里山谷，父亲是卑南族，母亲是排湾族。

　　他放牛时就躺在山坡上，远处左边是大武山，右边是太平洋。太平洋的风是他最早的一件衣裳。那些风吹过椰树、槟榔树和海岛上的村庄，带来了玉兰花香，“那是自然，尊贵而丰盛”。

　　12岁时，胡德夫提着一只木箱，赤脚，鞋子挂在肩上，步行到高雄，再乘车到台北去淡江中学上学，第一次看见黑黑的冒烟的火车，他吓得跌倒在月台上。

　　刚到学校时，胡德夫很不适应，别人听不懂他的母语，他也不大明白别人的话。好在老师和同学都会帮助他。每天上课前，老师会带领学生唱20分钟的歌，而一位加拿大籍的老师，还将胡德夫与另外三位原住民同学组成了一支四重唱小组，演唱黑人灵歌与教会音乐。

　　有一回，同学们叫他唱家乡的歌，胡德夫就把父亲唱给他听的那首歌拿出来唱，结果绝大部分都唱错了，不仅调子错了，有些歌词也是他自己临时编上去的。

　　1968年，胡德夫考入台大外语系。为了给生病的父亲凑手术费，他到最有名气的哥伦比亚咖啡馆唱歌，那儿文人艺术家云集。酒吧演唱收入不菲，胡德夫一度是台北身价最高的酒吧歌手。

　　咖啡馆里灯光明亮，二楼的角上有一支直立式麦克风。长发及肩的胡德夫每晚在这里驻唱。张艾嘉逃学坐在那儿，胡茵梦想着有没有机会上台，被称为台湾民歌运动之父的杨弦也经常在此出没。哥伦比亚咖啡馆后来被称为民歌的摇篮。

　　胡德夫与李双泽的第一次见面便是在哥伦比亚咖啡馆，李双泽坐在角落里听胡德夫唱歌。李双泽问他，“嘿！你是哪一族？卑南族吗？卑南族有歌吗？唱唱看嘛！”胡德夫犹豫了片刻，然后唱起了《美丽的稻穗》。

　　李双泽听后极力鼓励他唱自己的歌，杨弦听到后也问还有没有其他歌。杨弦向胡德夫学习卑南语唱 《美丽的稻穗》，后来把它灌进自己的唱片。

　　在他们的催促和鼓动下，胡德夫决心学一些其他族群的歌，并试着自己去创作。同时他知道《美丽的稻穗》有些地方自己唱错了，于是回到父亲的部落，跟姑妈们把这首歌学回来。

　　“这个歌可以说到现在是我的身份证，虽然我在族里面唱的不是最好，但我就一直带着，是给自己壮胆用的一首歌。”他说。

　　美丽岛

　　李双泽是胡德夫生命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留给他一段悲欣交集的记忆。2006年7月北京愚公移山演出过程中，台下有观众向胡德夫喊“李双泽与你同在”，事后胡德夫感慨道，“他是甩不掉的”。

　　七十年代，台湾社会仍处于戒严之中。那时美国已全面介入越战，驻台美军上万，间接带动了酒吧业的蓬勃发展。原住民山区的年轻人陆续来到城市找工作，在最底下的矿坑挖煤，在最高的脚手架上盖大楼，或是顶着风浪去最远的海洋捕鱼。“灿烂的烟火/点点落成角落里的我们”，这是后来胡德夫写下的歌词。

　　但推开旋转门，进入高级餐厅，李双泽痛心地看到，“桃木细雕桌椅，落地窗加腥红地毡，绅士淑女，珠光宝气；牛排滋滋作响，刀叉杯盘交错；胡德夫在钢琴后，钢琴随着旋转台转……”。

　　自打相识后，胡德夫转战到哪儿唱歌，李双泽就跟到哪儿，坐在一边等打烊，然后俩人一起唱歌。“对我来讲他是锲而不舍，我是一直想逃离他的”，胡德夫说毕哈哈大笑。

　　1974年，在李双泽的催促下，胡德夫举办了他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胡德夫本没想到自己能开演唱会，李双泽说你可以的。演唱会从头到尾都是李双泽在帮他，列曲目表，作海报去四处贴。

　　同年，在台湾一所大学的演出中场，当看到歌手们纷纷唱的是西洋歌曲时，李双泽手持一个可口可乐瓶子走上台高呼，“我们能不能唱自己的歌曲？”然后将可乐瓶子砸到地上。从此后，一场以“唱自己的歌”为口号的民歌运动开始了。

　　1977年夏天，李双泽写下了一系列歌曲，其中有《美丽岛》——“婆娑无边的太平洋/怀抱着自由的土地”，还有 《少年中国》——“我们隔着迢遥的山河/去看望祖国的土地/你用你的足迹/我用我的哀歌/你对我说：古老的中国不要乡愁/乡愁是给没有家的人/少年的中国也不要乡愁/乡愁是给不回家的人”。

　　写完歌不久后，当年的9月，李双泽在淡水游泳时为救人溺水身亡，年仅28岁，令胡德夫痛惜不已。

　　此后，胡德夫加入到下乡义演、“关怀台湾雏妓”等社会活动中，他见到一位被救出的雏妓，子宫都已溃烂，她本是山里的小女孩。为此他写出了《大武山，美丽的妈妈》，“你是带不走的姑娘，是山谷里的小姑娘”。

　　最最遥远的路程

　　“我们要唱自己的歌，但是我们是谁？”身份感一直困扰着胡德夫。

　　1984年6月，海山煤矿爆炸，75人死亡，接下来的7月与12月，先后又发生两起大矿难。同一年里，共有270人葬身矿井里头，死者大都是台湾的原住民。胡德夫在第一时间赶到矿难现场参与救援，下到矿井去挖掘尸体，背出来，他发现到处都是阿美族同胞的尸体，他被震撼住了。

　　灾变过后，愤慨激昂的胡德夫创作了《为什么》一歌，凭吊在矿难中死去的阿美族同胞，并组织了一场“为山地而歌”的募捐演唱会，用音乐控诉台湾主流社会对原住民的歧视。

　　从此，胡德夫走上政治之路。同年12月，他筹组成立“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并出任第一届会长。“原权会”认为台湾原住民族是台湾岛的主人，但却长期遭受到经济剥削、社会歧视、政治压迫以及文化漠视，使得原住民族濒临灭族的危机。他们发表《台湾原住民族权利宣言》，提出“原住民的一切人权必受尊敬”。

　　八十年代的台湾，各种抗议、游行活动风起云涌。只要有争取原住民权利的活动，都可见到胡德夫壮硕的身体，他头绑白布条，站在车上进行指挥，或是大声歌唱。他创作《最最遥远的路程》，鼓励那些离乡漂泊的原住民年轻人。

　　离开高级餐厅、酒吧的舞台的胡德夫，散尽家财，四处奔走，从这个部落到那个部落，从海边到深山。那段时间他承受着旁人难以想像的压力：“我家的电话被窃听，我的行动不断有人跟踪，我的左右不断有人接近来探问我们的计划、动向。我的姐夫当时担任家乡的乡长一职，常被约谈，要求其成为说服我的中间人。监视、监听及威胁算什么？！比起民族的沦亡，它们算什么？！”

　　有一段日子，胡德夫到朋友的农园里隐居，有时外出向海边或山里的老人学习传统歌谣，他体会到了传统歌谣的神奇之处：“像我们从小听到的歌都是咏叹的歌，那是非常单纯的东西。你想它根本就是虚词，但是它居然可以用YiAhOh来表达喜怒哀乐，这个境界应该是最高的。我觉得我们民族这点是很美丽很伟大的。”

　　1999年台湾大地震之后，他参与组织了“部落工作队”以及“飞鱼云豹音乐工团”，再次结合音乐与社会运动，进入受地震伤害最深的山地部落。

　　后来，“原权会”里的不少重量级人士逐渐进入体制内接受收编，胡德夫变成孤家寡人。2000年，“原住民权益促进会”宣告解散。

　　再后来，胡德夫偶尔受邀到台北酒吧唱歌，就在这时候，制作人熊儒贤认识了落魄中的胡德夫，“他唱完，喝醉，倒地就睡，看起来像是没有地方可以回去。众人聊到凌晨要离去，老板娘提醒我，记得把他带走……”

　　音乐使他重新充满力量。这几年，胡德夫经常带着原住民年轻歌手到学校、公园和书店唱歌，分文不收。他不遗余力地提携年轻人，“假如我们不相信年轻人，不相信年轻人所做的工作的话，我们在这个时候会失去方向”。

　　2007年5月22日晚，有300多人冒大雨前往北大听胡德夫歌唱，其中有李宗盛、万晓利、邱大立。演唱会的最后，全体观众起立鼓掌热烈挽留，只见胡德夫挽着小美、陈永龙等五个卑南族、阿美族、鲁凯族的年轻人，跳起部落里的舞蹈来，他们借着舞步的挪移，退入舞台后面。

　　访谈

　　问：你们卑南族的部落是什么情况？

　　胡德夫：我们部落在一个山谷里，就那么一点大，那儿曾经是我的整个世界，我在那里长到十二岁。后来离开了，到了截然不一样的地方。我一直认为，我们那个社会是不一样的，我们那个社会是会互助的，不会疏离的，是自然丰富的，不会匮乏什么东西。长大后我渐渐发现，我们部落里的同胞兄弟被吹散到台湾各地，为了一份工作，可以离开大山大河和碧绿的田园。

　　问：你十二岁离开部落时是什么感受？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原住民的身份感？

　　胡德夫：那时对我们来说，出部落就像出国一样，交通不方便，上台北就简直跟去日本一样。那时我妈妈不让我上台北，我爸爸就骂她，你女人懂什么，那个地方比较接近日本呢。出部落是大事情，会思乡的。

　　从我们那个村庄出来的，在我那年代，我那年纪的，就我一个人。出来后，特别想那村庄，那些人物和风景。每次从学校出来，都会想，能不能有机会碰到那样的脸庞。远洋的渔船，煤矿的矿工，都是原住民做的工作。

　　长大后，知道有很多地方是同工不同酬的，很多待遇那时叫三包，对我们是特别歧视的。当时有条法令，我们一旦抛弃身份就不得恢复。我们的看法是，其结果就是灭族的政策。我们念书时经常讨论下一步要做什么，总会爆发出火花来，所以才会有后来的原住民运动。

　　问：民歌在部落的生活中是什么位置？

　　胡德夫：部落有人用歌谣处理人们之间的关系，人跟人之间的修好，就是用歌处理的。比如我跟他，俩人从小是好朋友，但有六年不说话了，有人带我去他那儿，上了茶之后，头目先唱，“我们把你俩放在一起”，很含蓄地表达，这样唱一个晚上，化解了心里的东西，之后俩人的感情比以前都坚固了。

　　原住民传诵祖先的歌，用自己的心意赞美整个大地，是对生命、对大自然的咏叹，那是简单的、感人肺腑的音乐。

　　问：民歌都是口传的吗？

　　胡德夫：是口传的，我们这一代还不开口唱，下一代就没歌可唱了。

　　唱自己的歌时，比任何时候都像自己，歌不仅是词呀，旋律呀，它有很深奥的东西在里面，是一种气息。

　　我还想多学歌，写歌。有些东西是到五十岁才会来，祖父在跟人讲话时讲的那个情景，会回来碰撞你。五十岁以后的东西是以前抓不到的。

　　问：你歌中的虚词部分很神奇。

　　胡德夫：很神奇，虚词这东西，haiyan，像是祖先在操作我们的气息要给上天听到的方式，请神灵垂听，取走我们的歌。虚词是那么自由，你想不出这东西的起源是什么，非常奥妙的。这东西要操作很久，超过我们想像的，最后当你来应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万流归宗到这虚词里。几个虚词，就能够表达喜怒哀乐，就能够表达任何一种感觉。后来有一阵，台湾歌手——包括陈升——都喜欢来一两句虚词。我想虚词真的是很奥妙，世界上很少见到有这样的东西，那么虚，又那么实。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