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录文：定价改革有待医改整体推进

　　北京报道　本报记者　李明三　实习记者　邢佰英

　　药品的生产、流通过程已经揭示出医改的复杂性。

　　药价与整个医疗体制密切相关，价格作为经济杠杆，具有调节供需和调节利益分配的双重作用。

　　新的定价机制，关键在于改变“以药养医”的既有体制。与此同时，政府定价的范围和作用，仍在争议当中。

　　史录文，北京大学药事管理与临床药学系主任、医药管理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该研究中心参与了由发改委价格司牵头的“新的医药价格形成机制”专题研究。

　　8月4日，他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21世纪＞：2000年以来，

国家发改委连续22次降低药品价格，这些降价行动是否达到了政策预期？应该如何认识其效果？

　　史录文：我们抽取了北京市的12家医院，1996-2005年全身用抗菌药品的采购记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北京地区全身用抗菌药品的价格十年来在不断下降，但由于药品临床使用结构的变化，这类药品同期的加权平均采购价格仍然不断攀升。两方面作用的结果，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解决。

　　＜21世纪＞：你对如何有效降低药品费用，有什么建议？

　　史录文：抗菌药品十年来的大幅降价，说明降价政策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政策对降低

药价是起了很大作用。这些药品的价格经得起一再降价，足见其基础价格“虚高”的程度。另外，多次降价也将很多质量不高的药品淘汰出医药市场。

　　未来要抓好药品价格管理，一定要注意从严控制新上市药品的合理定价。必须一手抓“虚高”药价，一手抓临床合理用药，同时还要及时补偿医院的收入缺口，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解决“看病贵”的问题。

　　＜21世纪＞：由政府主导的药品定价机制，在社会上引起了争议，这次医改也给予了关注，你如何看待这个定价机制？

　　史录文：目前很难简单地断定这个机制是否合理，不能一味否定。

　　在国外的药品定价过程中，政府也不是完全不管，往往提供协调、谈判、中介、桥梁的作用。我国的药品市场中的90%都是仿制药，政府很难不给上限，如果没有这个约束，就会出现药价定得越高卖得越好的怪现象。

　　目前，药品的政府定价机制并不是没有存在空间的，只是怎样建立合理的定价模式还需要进行科学分析。问题在于，制药行业是市场化的，但后续的药品使用却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市场化程度很低，单纯靠政府来控制药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1世纪＞：新一轮医改有望改变目前的定价机制，你认为企业自主定价是否可行？

　　史录文：从长远来讲，药品定价机制肯定应该放开，但目前，还没有一个科学的研究能说清楚，药品定价一旦完全放开，将对整个医药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

　　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西方国家，其药品定价是完全市场化的。他们的制药企业已经集团化，数量上只有上百家，分布比较集中，便于管理，相比之下，国内的制药企业鱼龙混杂，多达几千家，竞争残酷，一旦药品定价放开后，很容易产生价格混乱和恶性竞争。

　　另外，中国医药市场的信息高度不对称，医生又不是完全的市场化主体。而

医疗体制改革的各个环节又都是相互关联的，所有这些问题导致了目前情况下，单纯推行定价机制的改革实际上很难实现。

　　我的建议是，应该普及保证广大民众健康的医疗保障，在此基础上，放开有自主选择余地的医疗服务。

　　＜21世纪＞：今年3月份，国家药监局指定了一批廉价药定点生产企业，业内有人认为这是越权行为，你对此有何评价？

　　史录文：政府指定企业对廉价药品进行定点生产，这个做法是有章可循的，采用了基本药物制度的思路，目的是保证廉价药品的有效供应，实现广覆盖，同时给予企业一定的赢利空间。

　　对企业来说，一旦获得了定点生产的资格，占有了这块市场后便有利可图，如果不定点，实行完全竞争，能否保证药品供应又成为问题。

　　如果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健全，那么药品生产应该完全市场化，政府采购也应该市场化，但眼下，我国医药市场很大程度上是不完全市场化的。因此，我建议对于廉价药定点生产企业，政府可以在定点的同时计算好需求量，由政府采购，定价购买，以最大限度地服务于需求人群。

　　＜21世纪＞：目前的药品招标制度，业内意见很大，您认为应该如何改进？

　　史录文：药品招标的理念没错，因为招标给企业提供了一个自由竞争的平台，有效地压低了药价。但也使很多疗效显著的廉价药品无人生产，因为企业不愿生产低价药，就另换新药，在这个过程中，高价药被招进来了，药品结构发生了变化，结果药品价格看似降了，实际费用却不降反升。

　　招标本身的思路是对的，但是很多细节问题，例如怎么达到公开透明？怎么减少企业的负担？怎样通过招标去规范市场流通？如何引进企业有效参与和社会的有效监督？都需要深入研究，完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