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序：大学生炒股与中国家庭经济新动向

　　陈序

　　方便面价格和上证指数齐创新高的同时，中国家庭经济正在发生一些变化。

　　《华尔街日报》发现A股市场上涌动着在校大学生身影。该报引用分析师的观点，认为包括学生在内的散户投资者的狂热参与，对上证指数今年迄今上涨62%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之前，教育部也注意到这一现象，其新闻发言人明确表示，不提倡大学生炒股。

　　我以为，比之讨论大学生合不合适踏进股市，大学生炒股的资金来源更值得一探究竟。

　　根据媒体调查，大学生炒股的钱多来自父母，规模往往是其每年学费的好几倍。这意味着，家庭作为实际出资人支持着孩子们进行高风险投资。不同于小时候的一只

冰淇淋蛋筒和考上大学后的一辆自行车，出资供子女炒股不是出于溺爱，不是对孩子生活方式的放任，而是家庭经济权力转移、下放的征兆。

　　中国人结婚，家庭财政是很重要的制度安排。一般的情况是各人有零用钱，可以自由支配。通过某种约定合在一起的钱可以看作维持家庭运行、发展的税收。家庭支出首先会满足消费，一部分是眼前的消费，一部分储蓄，应付将来的消费。相当长期，投资始终不是中国家庭经济的主流选择。牛市最疯狂时，“全民炒股”也只是一句形容。

　　只有到了一样的开销吃不到一样大的猪排时，涨价的现实和通货膨胀预期，迫使中国家庭重新思考

理财手段。

　　区别于其他国家，上世纪中国历史决定了两件事，一是长期偏低的可支配收入使大多数中国家庭内部归集使用的资金远远超过各人自由支配的资金；二是“文革”中失学的一代父母倾向相信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更有投资理财的能力。

　　家庭资金集中使用自然导致的结果是，多数家庭经济权力集中大于分散。事关消费支出，不同商品的使用会相对集中在不同的家庭成员身上，具体决策也会相对分散。健身器材主要听儿子的，花园整治和厨房改造由母亲决定，过年下海南还是上哈尔滨要一家人开会商量。转到投资支出，老的决策原则和程序失灵了。投资需要专门知识，不是所有家庭成员在所有年龄段都能学习掌握的。投资急剧放大了资金运用后果的不确定性，一个

股票上涨、下跌形成的收益损失差给家庭成员带来的实质影响，远非一只榴莲给榴莲爱好者和榴莲痛恨者带来的不同心理感受可比。此时，集中的家庭经济权力面临两种选择，或者归权于家庭成员个人(多见于投资经验较丰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或者授权于某个特定的家庭成员。显然，在很多“老三届”、“新三届”家庭中，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提前接下了这份责任。

　　到2007年5月底，国内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余额突破17.5万亿元，而据专家分析，包括地方政府债务、社保资金欠账等在内的中国财政隐性赤字约为15万亿元。这是两个十分接近的数字，也暗示了中国家庭经济与国家经济间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

　　尚无法估计，家庭经济行为中风险比例升高，对国家经济会产生何种影响。可以肯定的是，不理性和忽视风险的偏好在消费行为中只会给个人带来麻烦，在投资行为中则可能助长市场波动，尤其当资产价格存在泡沫隐忧时。但是，当看到大学生炒股是中国家庭经济对抗通胀预期的一种无奈选择，当看到在手机上看行情的物理系学生和背柴回家的山村小学生一样在为家庭尽责，有针对性的投资者教育显然比“不提倡”更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