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代发展观：以伦理看待发展

　　赵 晓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人类的发展观已经经历了强调单纯GDP增长的第一代发展观、强调增长质量与结构进步的第二代发展观、强调满足当代人以及后代的可持续发展的第三代发展观以及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第四代发展观，现在是否要进入到以伦理看待发展的第五代发展观呢？答案是肯定的。

　　　阿马蒂亚·森是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不是从单纯的技术角度，而是从思想方面大大丰富了主流经济学。因为关注穷人的福利、将伦理学重新引入经济学等重要贡献，森荣获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并被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思·阿罗适宜地称为“经济学良心”。

　　森的一大贡献便是将“自由”的维度引入发展。森证明，自由不仅是发展的条件，自由交易、自由选择等均有利于经济发展，自由更是发展的目标，因为自由的发展本身便构成发展。因此，发展需要从自由的维度来重新思考和衡量。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理念大大丰富和拓展了人类对于发展的理解。

　　森注意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平等化的教育与医疗保障有利于中国人力资本的发展，从而支持了邓小平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改革比印度效果更好的重要原因。当然，改革开放过程中，增长更被重视，大多数利益相关者无法很好地分享繁荣成果，则是社会两极分化的原因。

　　在学习和研究森的这些重要思想的时候，我脑海中不时掠过的一个问题就是，自由可以成为发展的维度，伦理为什么不可以成为发展的维度？而不断思考的结果便是，伦理既是发展的条件，也是发展的重要内涵，伦理应该和自由一样成为人类发展观的重要内涵。

　　首先，伦理之于经济增长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人类最早的市场经济不是来自于正式的制度建构，而是来自于前制度，即伦理的建构，如马克斯·韦伯所证明的那样，它是新教伦理的一个副产品，而现今席卷全球的市场化运动其实也是遥远的人类一场宗教与伦理变革的回声罢了。

　　事实上，伦理建构不仅像韦伯所指出的那样导引出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在西方是“荣耀上帝”，在中国是勤奋、节俭、进取的

　　笔者的系统性研究发现，伦理对于发展的“工具性价值”十分丰富。例如：1.伦理与合作演化(共同信仰和伦理有利于群体更好地学习与演化效果)；2.动力机制(伦理是个人和社会乃至一个国家事业动力的最终源泉)；3.合作博弈(伦理资源可以激励诚信行为，共同知识更有利于形成更加合理的理性预期、声誉模型与教会的压力机制，都可以导致更多的诚信)；4.“第三者”功能与冲突的化解(上帝作为第三者的介入，有利于提供公平感和正义感，释放冲突压力)；5.来世期盼与行为长期化(对“来世”的期盼有利于克服行为短期化)；6.“第三律”与自我制约(个人道德是法律、公司治理之外的“第三律”)；7.优序安排与平衡机制(在上帝、家庭和个人之间合理顺序的安排有利于个人与企业、社会平衡关系的形成)；8.和谐机制与长治久安(宽容、仁爱等伦理资源的充足供应有利于减少冲突、形成社会和谐和财富保障)。

　　除了伦理对于发展的工具性价值，笔者同样可以很容易地证明，伦理的不断提升实际上也是发展的题中之义，因为美好的伦理(如仁爱、和平、公义、宽容、合作、勤奋、节俭等)本身就是人与社会不断发展的重要体现。

　　过去，经济学主要分析市场中的交易行为，但现代经济学也越来越展开对非交易行为如婚姻、犯罪乃至“冲突”等的分析。经济学家们甚至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只存在于交易中的“卡尔多-希克斯增进”的“交易惠利”的概念，即人类不仅可以从彼此的公平交易中获益，甚至可以从非同寻常的“给予”中彼此获益。这表明，伦理既是一种重要的看不见的精神资源，形成对于发展的重要支撑，其本身又是人类发展的目的。人类的福祉所在，也就是发展的目标和天然的内涵。

　　上述简要的讨论显然还需进一步地完善。发展已经纳入“自由”的维度，发展是否还有必要纳入“伦理”的维度呢？人类的发展观已经经历了强调单纯GDP增长的第一代发展观、强调增长质量与结构进步的第二代发展观、强调满足当代人以及后代的可持续发展的第三代发展观以及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第四代发展观，我们现在是否要进入到以伦理看待发展的第五代发展观呢？答案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