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飞欣：如何判定经济过热

　　王飞欣

　　1、11%不是GDP长期增长率的极限标准

　　6月份中国GDP增长率达到11.5%，引起广泛不安，普遍认为经济发展从偏快趋向过热。

　　上世纪60年代当日本提出长期年均增长率7%的国民倍增计划时，全世界都认为不可思议，但是日本实现了，并创造出年均10%的增长奇迹。自此，各国的政府与经济学家又下意思地将10%当作长期增长的极限，年均增长率超过11%又被视为不可思议之举。

　　的确在日本之后虽然约有20个国家也曾在不同时期出现过年均10%的长期增长，但除了个别石油国与新加坡等城市国家之外，尚未有一国曾达到或超过11%的。虽然中国在长达20多年的时期起伏跌宕于10%上下，但年平均增长率终未能攀上11%。

　　尽管我国在2003年以来年年都游刃有余地超过了10%，人们仍然不敢相信中国完全可以长期保持年均11%以上的增长速度。

　　从2003年至2006年，中国GDP增长率分别为10.0%、10.1%、10.4%、10.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上涨幅度仅是1.2%、3.9%、1.8%、1.5%；新增外汇储备异常高涨占当年GDP的7.1%、10.7%、9.4%、9.3%。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虽然中国经济快车是在小心翼翼地试探性提速，但却显得轻松自如且留有余地。

　　尽管连续4年GDP增速达到10%以上，但全国居民消费价格仍保持令人满意的低上涨幅度。在此期间只有2004年价格涨幅略显突出为3.9%，其原因是粮食政策性提价过猛(13%)和外汇储备较前一年增幅过快，如果让粮价逐年小幅上调，新增外汇储备占GDP比例适度降低，则各年价格涨幅都不会超过3%。即使年增长速度达到12%，消费价格涨幅也不会超过4%。

　　新增外汇储备占GDP比例高达9%，说明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可用于经济平衡的实物量占GDP总量的9%，足以抑制9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这还没有动用近似GDP总量50%的1万亿美元的累积外汇储备。

　　2007年上半年GDP增长率11.5%，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为3.2%，接近2004年水平，但这仅仅是短期局部性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需求过大的表现。而且粮食与肉禽蛋等农产品逐年适度提升价格，是逐步减少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重要方式，并有利于吸引农业投资，既在情理之中也符合价值规律。在增长速度接近12%的情况下，仅有4%左右的消费物价波动，还有居高不下的外汇储备增量，这不能视为趋向过热，如果减少过量的储备，还能进一步提速。

　　没有理由设定日本奇迹就是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极限速度，也不应该逢“高速”就无缘无故地喊经济过热。现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还没有到最佳增长状态，还可以提高到“增长恐高症者”更不可思议的程度。

　　2、4%不是CIP涨幅的警戒标准

　　今年上半年CIP涨幅达3.2%，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4.4%，这是令人神经紧张的主要原因。据说，国际经济学界流行的说法是CIP涨幅超过4%就是非正常状态。

　　其实，这仅仅是发达国家的经验之谈。发达国家GDP增长率达到4%就是快速增长了，相对而言4%的通胀率自然显得较高。上世纪90年代是美国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期，经济景气长达10年之久，年均增长率为3.4%，通货膨胀率(隐含减缩指数)为2.1%，参照两率涨幅差距，对应我国今年上半年11.5%的GDP增幅，即使通货膨胀率达到7.1%也属正常。中国2007年上半年通货膨胀率仅为4.7%，应视为良好状态。居民消费物价上涨3.2%，比前两年偏高，仅仅是与消费物价相关的农产品价格结构性上扬，而非全面物价上涨。

　　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一般的通货膨胀其实是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此话蕴涵的深刻道理是，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的市场自发调节作用，或者说是价值规律的作用，适度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动平衡。但是通胀会带来利益格局的变化，因此会引发政策之争而形成政治问题。例如农产品涨价利于农民，却不利于城市居民，更不利于工资长期固定不变的国家公务员和国企职工。遗憾的是农民阶层离国家决策层最远，当去年上半年肉禽及其制品下降7.7%，蛋价下降10.9%之时，鲜见有为农民喊冤叫屈的，今年上半年肉蛋涨价却引来舆论界的哗然和政界的不安。

　　至于过度通货膨胀当然是弊大于利，但是“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什么好事做过了都会恶性发作？营养过剩了会发胖生病，人的局部细胞不受节制的疯长就会形成恶性肿瘤。

　　因此，通货膨胀率的警戒线应定位多高，主要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城乡居民利益平衡问题；低收入阶层与高收入阶层的利益平衡问题；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发展平衡问题；国内外的贸易平衡问题；金融资本与实业资本的平衡问题；现在还要考虑银行存款收益与证券交易收益的平衡问题；------。

　　总之，不能恪守4%的信条，一般性通货膨胀是经济结构和经济利益的自动平衡机制，只要有利于经济结构与经济利益的平衡，都是可以接受的。

　　3、中国GDP增长率绿灯区指标是12±1%

　　经济增长快慢要量力而行。所谓量力就是要看社会积累率有多高，即国民消费后的结余有多少。

　　中国积累率过去长期维持在30%以上，2003年以来维持在42%以上，这是中国人勤俭节约的美德使然，也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性和高成长性增加了中国人持币的信心。现在，医疗、上学、住房、养老等人民重大生活问题缺乏有力保障是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但不仅仅如此，因为更缺乏社会保障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要远低于中国，而中国最有社会保障的阶层也具有很强的储蓄倾向。

　　现在中国人均GDP仅为发达国家的5%左右，几乎有无限发展空间。只要投资均衡，倾其所有积累用于发展都不为过。根据上世纪新兴国家的发展经验，投入产出比可在3左右，而高于40%的积累率应可维持13%以上的GDP增长率。

　　2003年以来GDP增长率一直在10%以上，2007年上半年更达到11.5%以上，但是每年新增外汇储备也都在GDP的9%以上，说明经济发展仍然留有余地，而且余地过大。长此以往一定会引起强烈的外贸冲突，而且会加速扩大沿海出口地区与内地的发展差距。如果将每年新增外汇储备控制在GDP的3%以内，其余6%用于增加进口资源与科技产品，经济增长速度还可在11%的基础上再提高2个百分定，即达到13%左右。

　　13%的增长速度是否太高，过快增长是否会导致效率的降低。因而为了提高投资效率而人为压低信贷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从而降低增长速度。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所谓当年社会积累除了少量的周转实物，大部分是当年再生产的产品，减少投资量并非减少已有实物的消耗，而是减少了当年的实物产量，最终是闲置了部分劳动生产力。而劳动生产力闲置等于是浪费，因为它已经随时间而流失，待业一年的工人和停机一年的设备不会在第二年产生双倍的劳动生产力。

　　因此，在一定的积累率下尽可能加大投资，提高增长速度，才可能提高投资效率。

　　GDP增长率与储蓄率之比反映了投资效率。由于储蓄率一般比较稳定，因此投资效率与增长率显著正相关。历史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结论。1979年至2002年的24年中增长率为3.8%---5.2%的年份有3年；7.1%---8.8%的年份有9年；9.1%---10.9%的年份有5年；11.3---15.2%%的年份有7年。各增长率区段年份的增长率平均值为：4.4%、7.9%、9.9%、13.1%，增长率与储蓄率之比的平均值为12.8%、21.2%、27.2%、35.9%。

　　与高增长等于低效率的流行说法截然相反，高增长才有高效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增长率达到13.1%时，投资效率为35.9%，相当于投入产出比为2.8，这才是理想的高效型增长方式。

　　证明高增长才有高效益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随着GDP增长率的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与财政收入呈高度相关性同比例上升。

　　1999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个经济周期的最后一个低谷年，1999年至2005年，各年GDP增速为7.6%、8.4%、8.3%、9.1%、10.0%、10.1%、10.4%；而企业的经济效益也与之成正比地节节攀升。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利润率，即利润总额与其所有者权益(净资产)之比为5.1%、8.9%、8.5%、9.6%、12.1%、13.2%、14.4%。

　　两组数据呈现极高的相关性(相关系数0.98)，说明企业效益与GDP增长率的高度一致性，可以据此较有把握的预测：如果2007年的GDP增长率是12%左右，则工业企业的净资产利润率应升至19%左右。

　　随着GDP增长率的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值也在一路上升.

　　从1999年至2005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值为12.8%、13.5%、14.9%、15.7%、16.0%、16.5%、17.3%，这组数据与同时期GDP增长率也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高达0.94。按此趋势测算，如果2007年GDP增长率达到12%左右，则财政收入占GDP的比值应达到19%左右。

　　财政收入与企业净资产利润率同时提高，都与GDP增长率高度相关，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物耗成本随着增长率的提高而逐步降低，经济增长的附加值部分的比重在逐年提高，再次证明高增长才有高效益。

　　如果将11%至13%作为中国GDP增长率的最佳区间，那么高于13%才可以认为偏快，同理低于11%可认为趋缓。GDP增长率绿灯区指标可表述为12±1%。

　　4、适度通货膨胀率约为GDP增长幅度的70%，适度消费物价上涨幅度约为GDP增长幅度的40%

　　高速增长中一定会出现暂时或局部短缺，涨价就是有效弥补短缺的市场调节手段。增长越快短缺出现的频数和范围就越大，价格调节的规模和力度就要求越大，通货膨胀的幅度也必然随之升高。因此，合理的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速度应该具有一定的比例关系。

　　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增长大起大落，物价大升大降，熨平波动后的状态是，GDP年均增长速度10.3%，年均通货膨胀率7.1%(世界银行数据)，年均通货膨胀率约为GDP年均增长率的70%。这意味着靠市场自发调节作用，经济增长需要有相当于其增长幅度70%的通货膨胀率，这是维持经济增长动平衡的必要代价。

　　年均增长幅度的70%可以作为我国通货膨胀是否适度的参考指标。

　　从2003年到2006年，及其007年上半年，通货膨胀率一直维持在低水平，为2.6%、6.9%、4.2%、2.9%、4.7%；而适度通货膨胀率参考指标为7.0%、7.1%、7.3%、7.5%、8.1%。其中只有2004年通货膨胀率最接近适度指标，其余各时期皆明显低于参考指标。

　　有意思的是，虽然2004年是近几年物价涨幅最高的一年，但也是经济平衡最见成效的一年。从1997年以来，2004年是城乡人均收入同步增长的唯一年份。1978年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相差2.6倍，由于农村改革先行，农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到1985年城市改革开始时，城乡收入差别已降至1.9倍。但此后差别又重新拉大，1992年复原到1978年2.6倍的水平，时至2003年甚至扩大到3.23倍。2004年农产品价格调高13.1%，影响居民消费物价上涨到3.9%，但是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倍数却未有增加，并略有下降。

　　然而，以后两年虽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升，但农产品价格升幅却微乎其微，2006年甚至出现肉蛋降价10%左右的严重趋势。由此，城乡人均收入倍数又重新回升。更为严重的是农民生产肉蛋产品的积极性严重受挫，肉蛋产量下降，生产价格上涨高达两位数。

　　并非物价越低越好，2005年及2006年的消费物价涨幅不到2%，若能在这两年内连续小幅提升农产品价格，使消费物价涨幅维持在3%，那么就不会出现2007年肉蛋荒。若从此农产品价格年年适度上升，使消费物价指数长期维持在3---4%，那么，城乡人均收入的差距扩大化就可以嘎然而止，并逐年缩小。

　　因此，评价物价形势好坏，不能单纯以物价指数高低为准，还应重点考察贫富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外贸差别等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否更趋于合理。

　　通货膨胀率是经济总量的指标，是全社会投资品与消费品涨价的综合反映，而大众能直接感受到和最为关心的是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IP。从2003年到2006年，及其007年上半年，CIP值为1.2%、3.9%、 1.8%、1.5%、3.2%。从单纯消费者角度分析，消费物价涨幅最好年年低于2%，但是这样做必然会埋伏更大的短缺隐患，当积弊过大时就会引发物价过大的波动。如从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看，2004年的物价指数3.9%是较为合适的，而2007年上半年的物价指数3.2%也是适度的。

　　因此，可将2004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作为适度物价涨幅的参考。

　　经济增长速度越高，居民收入差距也越大，通过消费品价格的调整，可以适当地均衡收入水平。因此，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也可以与经济增长速度挂钩。2004年的消费物价指数约为当年CIP增长幅度的40%，可以此作为消费物价指数适度涨幅的参考标准。

　　2003年至2007年上半年的适度消费物价指数应是：4%、4.0%、4.2%、4.3%、4.6%。2007年1至6月物价上涨3.2%，但6月份同比消费物价却提高了4.4%，只要2007年全年消费物价水平控制在4.6%左右，就表明经济仍处于良性运行状态。

　　预计今后中国GDP年均增长率将长期维持在11%至13%，其适度通货膨胀率应为7.6%至9.0%；适度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应为4.4%至5.2%。

　　5、促进农民进城就业，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比例年均下降幅度应为3.6%左右

　　在论及经济是否过热时，很少提及就业率；在论及就业率时，很少将农村就业率放到首要位置。

　　农村剩余劳动力数以亿计，是中国当今就业第一大问题，农民进城就业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阶层的就业问题也就不成其问题了。

　　中国正处于加速城市化阶段，每年应有大批农民进城就业，纯务农人数应越来越少。亦工亦农的人数越来越多，2006年在乡镇企业就业和外出务工的农民超过2亿人，其中外出务工为1.15亿人，农民进城务工收入已占其现金收入的三分之一。

　　现在关于农民进城就业情况没有直接的统计指标，但可以通过第一产业人数的增减间接反映出来。因为第一产业除了少量矿业就业者外绝大部分是务农者。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减少意味着农民进城就业增加，反之则减少。

　　农民进城就业情况与经济总量增长情况密切相关。根据1978年以来的统计数据，第一产业从业人数的增减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负相关性。

　　从1991年以来，但凡GDP增长率超过10%的年份第一产业从业人数的绝对数是减少的，说明务工人数超过了农村人口增加数，反映城市化进展正常；但凡GDP增长率低于10%的年份，第一产业从业人数的绝对数就会增加，说明进城人数少于农村人口增加数，反映城市化进展迟缓；当GDP增长率低于9%时，甚至会出现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增长率大于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情况，这是城市化停滞甚至反复的反映。

　　所以在中国尚未初步完成城市化之前，GDP增长率不能低于10%，更不能低于9%。反过来说，中国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增长率应该小于1，也就是农业就业绝对人数应不断减少。这是检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是否正常的重要指标之一。

　　高增长率导致高就业率，高就业率就会导致消费需求旺盛，导致消费物价上升。但是中国高增长期就业人数增加对物价指数影响并不大，因为每年新增从业人数应低于或相当于全国新增人口，约1%。而我国粮食增产幅度基本与人口增长率相当。2000年至2005年肉猪出栏头数年均增产约2.4%；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年均增长5.2%；GDP年均增长9.5%，都远高于就业人口的增加。

　　按理说，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产品成本会不断降低，其价格也会不断下降，至少不会提价。但由于市场配置资源及调节收入的需要，必定要逐步提高价格水平。只要以货币为基础的信用体制不发生异常，只要政府宏观调控手段力度得当，就不会发生过度的通货膨胀。

　　高增长本身不会带来过度通货膨胀，因为大量增产的实物可以满足增加的消费需求。我国出现的过度通货膨胀主要是宏观调控政策不当造成的。从1991年至2006年的15年间，GDP增长率超过10%的有9年，其中6年消费物价上涨低于10%，平均涨幅仅4%，高于10%以上的仅有3年，即1993至1995年，而这三年农产品平均涨幅高达24%，其中1994年竟高达40%，而此时期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都还高于50%，致使这3年消费物价涨幅高至19%。其中，1994年陡然增加的外汇储备又再使物价上涨7个百分点。

　　粮食应该提价，农民应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但将多年形成的工农业价格剪刀差集中于短期平衡则有悖于经济规律。与此同类的问题还有国家公共部门数年一次的集中提薪与公共产品的集中提价，以及央行新增外汇储备占GDP比例的变化过大。如果政府诸多可能影响物价的行政与财政措施都采取随经济增长逐年小幅调整，就不会因此而导致某一年度物价的畸高。

　　1993至1995年的过度通货膨胀并非高投资高增长造成的，但当时的宏观调控政策不是针对粮价和外汇储备等致通胀的原因，而是张冠李戴地采取了严加控制信贷规模和建设规模的过激政策，致使1997年增长率降至9%以下，物价也一路下跌，最低降到­1.4%，但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急剧增加，至2002年增加了2050万人。与此同时城里职工也大批下岗。直到2003年GDP增长率重新回升到10%，农村剩余劳动力才再度下降，至2005年仅仅3年时间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2900万人。

　　所谓农村、农民、农业的三农问题并不难解，根本出路就是大部分农民进城就业，小部分集约化耕作，政府给予适当补贴。只要GDP持续高速稳定增长，三农问题便会水到渠成自然而解。

　　2003—2005年，连续3年GDP增长率超过10%，年均消费物价上涨2.3%，第一产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比例从50.0%降至44.8%，年均-3.6%。照此高增长低通胀的城市化进度，再有22年农业从业人数即可将至20%，基本实现城市化。

　　6、经济增长的质量标准—超值增长倍数1.03以上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其基本标志是：以美元折算的GDP增长率超过了以人民币统计的GDP增长率。超值倍数越大说明中国相对于美国的技术进步越快，反之则越慢。

　　以美元折算的增长速度较之以本币统计的增长速度更具有国际比较意义，可称之为国际比较增长速度。计算公式为：国际比较速度=本币统计的GDP名义值倍增数÷同期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日本以本币统计的年均增长率为10.9%、4.3%、4.0%；而以同期美元换算的比较增长率却高达13.6%、9.7%、6.4%；同期美国的增长率为4.3%、 2.8%、3.0%。1950年美国人均GDP约为日本的5倍，至1987年日本首次赶上美国共用了37年；如果以日本本币统计的增长率计算，则必须70多年才可能赶上美国。

　　国际比较中出现的超值增长现象是因为靠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增长被严重低估了。目前的GDP及其增长率的统计方法，可以较好体现经济的数量增长，却会漏计大部分质量提高的价值。例如电脑、网络、手机、家电、汽车等高技术产业，年年都要投入大量的科技研发资金，每一款新产品及每一项新服务问世都会在质量、性能、功能方面有显而易见的提高，但价格却往往不能随之上升，甚至上市后即开始逐年逐月贬值降价。这部分隐性价值的增加实实在在却难以统计。

　　以美元换算的增长率越高于统计增长率，说明经济增长中新增隐性价值越高，技术进步越快。因此以美元换算的比较增长速度与统计增长速度的比值若低于1，说明与美国的技术进步差距更大了，等于1则与美国同步，大于1则说明技术进步相对快于美国。

　　21世纪后30年间，中国以美元换算的比较增长率始终低于统计增长率。但是自2003年至2006年形势发生了逆转，各年的统计增长速度是10.0%、10.1%、10.4%、10.7%；而国际比较增长率为10.6%、14.7%、13.5%、15.9%；各年比较增长速度与统计增长速度之比皆大于1，为1.01、1.04%、1.03、1.05，比值年均增大3.2%，说明中国与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终于发生了逆转，终于进入了事半而功倍的技术增值型的发展新阶段。

　　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在超速增长的基础上又叠加了超值增长的加速度，中国全面赶上发达国家的时间将从130多年缩短到30多年。

　　2002年美国人均GDP是中国的25倍。我国的计划是20年人均GDP翻两番，而美国现在的速度是30年翻一番。照此发展计划，中国人均GDP要赶上美国需要130年以上的时间。

　　中国2003年至2006年的年均GDP增长率为10.3%，这需要14年翻两番(中国现人口增长率与美国相同)，中国人均GDP要赶上美国需要62年的时间。

　　中国2003年至2006年的年均比较增长速度为13.7%，仅需11年即可翻两番，照此速度发展，40多年后中国人均GDP将与美国持平。

　　中国2007年上半年GDP增长率为11.5%，估计超值增长倍数大于1.03，比较增长速度大于15%，如此，中国将在23年后总量GDP赶上美国，30多年后中国人均GDP将赶上美国。

　　(作者为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文章转载须经作者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