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万利之上是否还有人性在

　　徐迅雷

　　“你将在诉讼中度过余生。”这是我见到的“史上最无情的董事长之语”。这是一句越想越寒冷的话，尽管此刻的杭州进入炎夏而我脊梁骨阵阵发寒。

　　宗庆后辞职。范易谋接任。娃哈哈与达能彻底走向对立。这是中国经济领域发生在2007年的大事。

　　宗庆后为什么会与达能彻底掰了，范易谋对宗庆后所说的“你将在诉讼中度过余生”这句话，是一把最好的解谜钥匙——它那么小巧玲珑，短小得只有区区10个字；它又那么锋利尖锐，简直削铁如泥。

　　“余生”是骨子里对你岁数大了的蔑视——作为娃哈哈集团掌门人的宗庆后毕竟已经年过六旬，步入老龄；而这个词语的背后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死”字。“度过”的潜台词大抵就是“熬过”，因为前面就是“在诉讼中”的四个字，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对“诉讼”本质上是“惧讼”的。“将”是指未来，而且是全部的未来。

　　对宗庆后来说，或者对中国人来说，没有比这句话更简单也更冷漠，更平实也更无情的话了。换个说法就是：“我打官司打倒你死！”心胸狭窄一点的人，被“智谋者”一句话给活活气死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早有先例。

　　范易谋这位“老外”是否一如他这个中文名字，在资本与商业运作中那么“易谋”，而宗庆后是否也如他的名字能“庆祝最后的胜利”，我们皆不得而知。我也无意评说这起外资并购大案的本身，我只是想探讨在外资与中国民族品牌的婚丧嫁娶中，除了利益之争外，什么是无法合作成功的主因。

　　广义的答案早就有了，那就是“文化冲突”，问题是，文化冲突具体表现的形态呢？

　　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中国人已不再是简单意义的“重义轻利”，但千百年来在儒家思想熏陶下，“重情”“重义”的文化观念是难以消抹的；而西方国家习惯于“法庭理性”，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跟你打官司，但这恰恰就是中国人所最不习惯的。尽管事实上诉讼双方是完全平等的，可你提起诉讼就是你告我、就是你蔑视我、就是你无情无义，就是你对我的不尊重——这样的文化心理是根深蒂固的，而在含蓄的中国人那里这种心理埋得很深，不会直接把这一意思说出来，所以，中西方文化心理的冲突往往是属于暗流涌动的情形。法国达能这回在国外两地提起诉讼，若想让宗庆后以“诉讼双方完全平等”的“平常心”来对待，那就不知道错到哪里去了。

　　宗庆后在写给达能的公开信中，说之所以辞去董事长职务，实在是由于无法忍受合资公司两位董事，即达能集团亚太区总裁范易谋与中国区主席秦鹏的欺凌与诬陷，使其名誉与感情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这里的“欺凌与诬陷”显然不属刑法意义的概念，但恰恰就是这样的“欺凌与诬陷”是宗庆后最忍无可忍的。透过“你将在诉讼中度过余生”这样的话语，可见宗庆后的“出离愤怒”是多么的真实可信，也可见他说“本人从今以后不与你说了，亦不与你干了，亦不与你玩了”是多么的疼痛与决绝。

　　如今，宗庆后对过去的合资痛悔不已。彼时情景、此时心态，我在央视《面对面》节目里看到“袁隆平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当初也是“不懂那一套”，糊里糊涂就在合同上签字，结果导致“后患无穷”。只是袁隆平是位知识分子，对之无能为力罢了。其实那种上当受骗的疼痛感觉，对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来说都是一样的。而要抚慰企业家那痛悔的感觉，不在精神文化上、不在人性人情上进行，那必然是没有效果的；如果进而“变本加厉”，那必然就会激活他那心底下奔腾的火山，能力积聚大了，最终喷发。

　　跨国公司在中国很容易就学会了向官员行贿，因为行贿之类只是技术层面的，易学；而在人性人情方面很难入乡随俗，因为那是属于文化的、精神的，即使想学那也太难了。

　　如今我们应该清晰地明白：人性人情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要义之一。“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就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人千百年来培育起来的

　　宗庆后要破解“你将在诉讼中度过余生”这一咒语，光有“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雄心是不够，只有让今后的事实来证明“我恰恰是在继续辉煌的创业中度过的”，最好还要活得健康长寿，比儿子辈的范易谋还活着长，那他真是“娃哈哈”“爽歪歪”了。

　　万利之上是否还有人性在？万利之上是否该有人情在？这个问题，来发展中的中国合资创业的跨国公司的头头脑脑们首先要仔细想想；如果想拿“市场经济规则”来解答，那一定是关公战秦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