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学安：给职工加薪并非是道德诉求

　　□吴学安

　　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地方走的是高增长、高能耗、高污染、高税收、低工资、低保障的道路。一是某企业存在非法用工，劳动者权益无从保障，更毋庸说提高工资待遇；二是不少民营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尽量压低工资，而劳动者无力与之平等谈判，工资通常由资方说了算；三是部分国有企业分配体制僵化，论资排辈，论级排辈，出力的未必高薪，无所事事者反而收入不菲。

　　目前，国内工资基本上有四大特征：一是工资增速总体上低于GDP增幅，更低于财政收入增幅；二是行业差距巨大；三是薪酬大部分向企业高管倾斜；四是工资的身份歧视极为明显。在这样的工资结构下，提高普通员工的工资理应成为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现在，决策者已经充分认识到提高普通劳动者工资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性作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近日表示，将采取五项措施提高企业普通职工工资收入，促进劳资和谐。这是一个好现象，意味着“廉价劳动力”时代开始终结。

　　近年来，每当提及给普通员工涨薪的时候，理由不外乎“调节分配”、“拉动内需”或“共享发展成果”、“缩小贫富差距”之类。换言之，给普通劳动者加薪似乎成了一个道德命题；或者，是为了避免社会矛盾激化而“不得不为”的功利选择。事实上，给普通员工加薪，并不只是个道德命题。关注普通员工的工资收入，不应只是为了对他们进行安抚，让其“不要仇富”，也不只是为了鼓励他们要“敢于消费”。关注普通工人的收入水平，实际上是关乎中国工业整体发展水平的大事。

　　此前，上海一项4000户入户调查的结果表明，只有1%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当工人。透过这条信息不难看出，现在相当一批普通劳动者的实际地位确实在下降。尤其是随着体制转型及企业改制的推进，行业之间，企业之间，企业内部一线员工和高层管理人员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明显拉大。目前，国内一线员工之所以普遍技术不够精湛，是与这一群体长期收入微薄所导致的职业尊严感下降或许有很大关系。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有热爱自己的职业才能真正敬业，只有真正敬业的人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同样的劳动形式和时间创造出更多的价值。而如果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了挫败和厌倦感，势必就会大大影响到劳动水平。

　　“给普通职工加工资”的消息，之所以引发全社会的普遍关注。是因为这些举措向人们传递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信号，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国民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正在力图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分配比例，达到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最终共同富裕的目的。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普通职工的工资，也已是本应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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