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育琨：合约精神是中国公司全球化入场券

    王育琨 管理专家 首钢发展研究院企业所所长

    海德格尔说过，“哪里有沉沦，哪里就有拯救”。这是一个主体责任淡薄、混沌、沉沦、烦闷的时代。是否能够对当下的责任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并不打折扣地去承担，是中国当下最为紧迫的问题。娃哈哈与达能的论战，根本问题在于宗庆后欠缺自觉的责任意识。

　　能力越高，责任越大；责任越大，能力就越大；不肯认识并承担责任者，能力终归要消失。企业家开始为了生计奔波，到了企业突破一定规模，那些先前不曾想过的问题，成了主要问题，先前不曾有的责任成了主要责任。这种对应关系，宗庆后还没有清晰的意识。长期牢牢掌握超强的控制权，已经使他忽视了一位知名企业家的责任。

　　公司不是私人赚钱的工具，而是社会公器，承载着企业公民的义务和责任。在当今的世界上，企业已成了最具影响力的公共机构，需要对整个社会负责。企业必须形成一种从未有过的新传统：共同承担对整个社会的责任。对企业的每项决定、每次行动。都必须从角度去审视。显然，宗庆后没有这样的意识。在这场争吵中，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世人展示，他不过是为着家族蝇头小利而不断毁约的小商人。而这个小商人的荒唐举动，则是要靠全体中国企业为其付出代价。

　　宗庆后运作能力很强，他声称不怕达能打官司。中国缺乏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各种法规，说法不一。在当下一切取决于当事人的运作能力。所以，我不担心宗庆后输官司，却担心他或会赢官司。在中国，局部的胜利，要靠长期的付出为代价。在世界已经扁平的条件下，我们在这边没理由地投入过多的民族情感，平添了中国公司在欧美市场上的艰难。

　　宗庆后以强硬的姿态出现，实际上满脑子的弱者思维。他的头脑里就没有过比家族利益更远大的东西，没有比攫取控制权更为基本的自立于世的责任意识。这是弱者思维统摄着中国企业家的最新例证。

　　适应我们的案例，可以把阿克顿的名言改造为“权力导致利令智昏，绝对权力导致绝对利令智昏”。宗庆后如今他要奋起反抗那些一切交易之基础的合约！他要以自己的肉身对抗那些曾经赐予他力量的一切规则！

　　当代大儒梁漱溟说：“人类不是渺小，是悲惨；悲惨在于受制于他自己。深深地进入了解自己，而对自己有办法，才能避免和超出了不智与下等。这是最深渊的学问，最高明最伟大的能力或本领。” 宗庆后们应该静下心来，早日从悲惨的境地抽身。毕竟，你是什么样的人，取决于你选择做什么样的人。

　　娃哈哈这场纷争对中国公司全球化的最大伤害，是中国公司信用的流失。信用流失的后果比国有资产的流失还要严重得多。企业再大的发展离不开一个基本的条件为前提，你哪怕做到1000亿，也离不开最初的1元钱起点，最初一元钱的权责界定是最后1000亿利益分配的最基本原则。这就是操守，这就是信用，这就是中国人的品牌。

　　有些中国人天性温良宽厚，信守承诺，甚至以德报怨，不因为对方损害了自己而放弃了自己的诺言，自然是好事，值得称道。然而，有些人为了一己的眼前利益而大动肝火，恼羞成怒，甚至做出一些让周边看的人感觉莫名其妙的事情来，可是最终却判然醒悟，回归理智，经历一场深深的创伤后，内心会比原先更加平静。当宗庆后自己感觉遭受凌辱而勃然大怒，在民族品牌保卫战中视死如归的时候，在理智和现实的劝导下，或许会压制复仇的浓焰，最终打掉心魔，而回到合约上去。尽管那份合约，存在着诸多鄙陋，而且不受相关法律保护。尽管有时在法律的空隙中，可以寻找到不少运作通道，从而保证打赢官司。但是，那是一个中国商人跟一个法国商人之间达成的约定。对自己的约定承担责任，信守承诺，或许是中国商人最起码的自尊和天良。

　　不少人对中国合约精神的缺乏忧心忡忡。感觉这是中国公司全球化经营的最大障碍。我对此抱有乐观态度。中国商人现在的合约精神所以不强，或许正是像宗庆后这样的案例出来的还太少了。如果这样的案例多起来，就会形成一个全民的合约精神普及大潮。在激愤、抗争、无奈与妥协中，中国商人终将认识“合约精神”的意义：合约精神是中国公司全球化市场的入场券；你可以在特定时点上获得胜利，但是却要以中国人更大的更长远的损失去弥补！

　　我相信，德操在命运的抗争中更趋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