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治国：处罚贪官 法律之外不能有弹性空间

　　王治国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一审被判刑了，而且判的还是死刑！

　　5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郑筱萸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玩忽职守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七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有媒体报道说，宣判后，郑筱萸当庭表示不服，其家属已经委托辩护律师上诉。

　　上诉，是法律赋予案件当事人的权利，在诉讼程序上没什么不当。问题是，郑筱萸被判死刑，是否真的重了？我看一点都不重。

　　《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而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这就是说，受贿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应当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而郑筱萸受贿数额达649万余元！特别是郑筱萸作为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为有关企业在获得相关许可证、注册、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直接或者通过其妻子、儿子多次收受贿赂，严重破坏了国家药品监管的正常工作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可见，“其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仅受贿罪，就够判郑筱萸死刑了，况且他还有玩忽职守罪。所以，判他死刑，可谓罚当其罪，体现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那么，郑筱萸为何又对判决不服？一个原因，可能是他听到“死刑”这个字眼，出于本能，想抓住“上诉”这个唯一可能救命的稻草。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感觉一些贪官，有的和他捞的钱数差不多，甚至比他多，都没有判死刑，而他为什么“非死不可”？

　　上述两个原因，我们只是猜测。但在贪官判刑问题上，一些地方确实存在执行法律不统一的情况。同样是受贿几百万元，有的被判处死刑；有的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有的被判处无期徒刑；还有的被判处十年以上、十年甚至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被判死刑的贪官，就像郑筱萸之流，当然是因为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拒不认罪等等，才依法被判了死刑，这是无可非议的。而有些贪官理应被判处死刑而被从轻、减轻处罚，固然有检举揭发、坦白余罪、积极退赃等量刑可考虑的情节，但不可否认，也存在司法自由裁量空间过大的问题。特别是经常出现不同地方的贪官，受贿数额差不多，情节也差不多，而量刑不同甚至大相径庭的情况。法律是否在这些地方得到了统一正确实施？我们表示怀疑。

　　对收受巨额贿赂的贪官，当然不能也不必全判死刑。依法该重判的重判，该轻判的轻判，这样才符合宽严相济的执法和司法理念。但前提是法律必须得到统一正确的实施，执法和司法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和尺度。不能因为地方保护主义、人情因素等等而干扰、影响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尽管有些国家对我国的死刑制度颇有微词，但中国有自己的国情，现阶段我们还不能废除死刑。而且，中国历朝历代都主张对贪官严刑峻法，包括处死。当今的中国也应如此。处罚贪官，尤其是对罪大恶极的贪官，该判死刑的一定要判死刑，法律之外不能再有一个人为的“弹性空间”。

　　所以我说，郑筱萸案判得好，至少它说明贪官不是不可以判死刑，至少它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至少它表明了党和政府坚持依法治国、清除腐败分子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