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历史证明靠行政命令无法保持可持续发展

　　

　　2007年4月15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广州论坛”在广州鸣泉居凯旋宫会英殿隆重召开。上图为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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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财经讯 2007年4月15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广州论坛”在广州鸣泉居凯旋宫会英殿隆重召开，新浪财经独家直播本次论坛的盛况。本次论坛的的主题是“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回顾与反思”。中国经济50人论坛是由中国经济学界部分有识之士于1998年6月在北京共同发起组成的非官方背景的民间学术组织。论坛聚集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并且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近五十位著名经济学家。以下为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主题发言实录：

　　本来安排在下午，樊纲让我上午说，可能要回答一下樊纲提出的一些问题。解决樊纲提出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再来一次金融危机，就解决了。

　　讨论问题的时候，可能角度不一样，经济学家都是以天下为己任，担心明天会发生，都在习惯用过去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来证明或者是告诉大家明天有什么灾难，在预言明天危险时，警告不要出现过去的问题，这是我们经济学家在努力做的事。

　　我们是实业家，实业家比较现实，更多是怎样赚钱，不管是金融危机还是怎样的情况，在经济学家预言可能发生的危机前，我们先把钱装在兜里。现在经济学家担心经济资产产生泡沫，实业家认为我们无非是在资产的价格重复过程，比如说我们国外的很多经济学家都在说中国的房地产已经是泡沫了，可是反过来，国外的那些实业家们都在花大量的钱去购买中国的房地产，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和实业家之间是有一个巨大的差别，或者用购买力评价的结果，中国的人均收入比如说一千美元、两千美元，中间有很大的差别，为什么？是购买力在对资产的重新评估过程，认为东西太便宜而不是太贵了，所以成为一个反向。

　　我觉得外国人也不会那么傻，当你说

房价高的时候，他们来拼命买。没有人认为我们的经济学是一流的，这可能是实业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的差异。

　　民众不一样，民众他们一方面为这些大腕的经济学家名头所吸引，所有的老百姓都会说像汪同三说的产能过剩，老百姓也说产能过剩，今天经济学家说流动性过剩，那么老百姓也说流动性过剩，不管什么都是流动性过剩。但是他们又被实业家所吸引，就像今天的股市一样，大家都跟着。前一段时间，基金获利之后，就开始逃跑，基金一逃跑没有基础了，但是老百姓不听，能赚钱我就继续进。通常最后这个击鼓传花到老百姓的手里，老百姓就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就开始骂政府，骂所有的人，产生成不好的情绪。

　　我们说金融危机十年了，我们可以看一看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觉得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是巨大的收益，我们最应该感谢，尤其是中国应该感谢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中国金融领域的改革是因为有金融危机才推动的，所以我们的金融外汇涨了一万两千亿，如果没有亚洲金融危机可能不会有。

　　中国的房地产也是最大的收益者，96、97年是中国93年宏观调控之后，全行业亏损了两年。中国在全行业出亏损的情况不是太多的，但是房地产在96、97年是全行业亏损，谁都没有赚钱。98年因为金融危机出现了住房制度改革，所以开放了需求市场和住房的私有化，这才促进了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的发展，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老百姓的住房都好了，不管怎么骂娘，住房条件是好了，或者说绝大多数人的住房条件改善了，当然也有一些改革成本的承担者没有获益，但是多数人是这样。91年开放了土地，93年开放了供给，但是为什么96、97年出现亏损，就是没有需求，房子不是私人的。98年开放需求之后，有了银行的个人消费信贷支持，其他各种税收政策的支持等等，这些不是房地产开发商的本事，而是国家的政策造成的结果，所以有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有了城市住房水平的提高，反过来是造成整个

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个是形成循环了，是一个良性循环。

　　我们还可以看到外汇储备增加、对外贸易的改善，税收也因此进入了高增长的阶段，税收增长实际上有利于国家进行其他的改革，社保、医疗、改革、免农业税等等改革的这些前提，如果没有这样的经济增长基础，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情况？96、97年之前国家的税收实际上很困难，现在一上一大堆，增长很快，就说明金融危机挽救了中国，金融危机让中国获得了最大的实惠。为什么？收益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是金融危机促进了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

　　中国历史上乾隆时期曾经是在世界经济的高端，或者是我们的GDP占的总量非常大，所以乾隆来了一个闭关自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朝代就开始往下败落，整个经济掉了，重要的原因不是后续的皇帝无能，而是前面的皇帝定了政策，他们不敢突破，变成了我们不能对外开放。鸦片战争，外来侵略促进了中国的革命，现在也是一样，我们的文化是可以共苦不能共甘，你根本不能在好日子的时候进行自我的革命，一定是在坏日子时革命，雍正王朝的改革就是因为国库无银，国库要有钱的话大家一定贪污，所以这个逻辑形成，外来危机促成我们的改革。

　　在发展的过程中，恰恰是因为金融危机，使我们不得不进行改革，不得不加大对外开放，不得不更加市场化，不得不重视市场经济的规律，价值规律影响到政府主导的政策制订等等。封闭的中国是以被开放的世界金融所影响的时候，关闭已经不能发展自己了，谢平刚才说我们关起门来自己改革是不行的，樊纲说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了，你不能关起门来自我改革，一定要融入世界市场。所以必须用你国内经济的市场化去与世界接轨，但是当我们经济这几年发展之后，突然进入了经济的转型，富起来了，因此又面临了一次更加保守的关闭去市场化和反改革的一些倾向。我认为才出现了樊纲所说的东西，如果更市场化一些，或者是把政府的干预，或者是影响改革的东西去除掉一些，也许那些东西用市场的方法就去除了。汤敏说可能出现一些陷阱，这些陷阱都可能因为我们去市场化的一些因素，而最终造成就是陷阱，但是如果市场化的因素更高一些，也可能这些东西不再是陷阱。

　　我们不能说希望再次出现亚洲金融危机，因为痛苦是全世界的，但是我们很希望我们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当亚洲金融危机过去了之后，我们就忘记了金融危机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就忘了我们必须融入世界大经济环境中考虑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必须要高度的市场化。我们认为最大的危机，不是世界变了，也不是中国的

能源紧张，更不是金融风险问题，而是中国要不要坚决市场化改革的问题，假定不考虑市场化的问题，或者不考虑去市场化的东西，那么能源、金融危机都成为一个重要的东西。但是如果放在大的市场环境下看，我觉得市场化很重要，刚才汪同三解释了宏观调控，我觉得很重要，宏观调控出现更多的是反市场化和不尊重价值规律的倾向，比如说春运限价、银行查询收费问题、限制商品房的面积问题，你说哪一个是市场化的？

　　最近在开广州交易会，不管是进口还是出口，房价都在涨，你是不是下了一个命令广交会期间房价不能涨，没有人说这个话，实际上市场化已经在全世界通行了，在香港旺季和淡季时有不同的酒店价格，这就是价值规律。取消价值规律一定会出现新的金融危机，或者说其他的危机。我们重要的就是不要在出现危机之前，还在坚持这些东西，而是在危机出现之前，先要承认我们确实在很多经济政策上有一些去市场化的问题，那就可能必然导致新的经济危机的出现。

　　那么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可能不是在讨论创造财富，而是在讨论分配财富。汤敏特别强调了我们要注重一次分配，注重一次分配中的共享分配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能把二次分配代表一次分配，仅仅用二次分配的来解决一次分配的转移问题，我们如果没有好的制度，财富就会转移了。我觉得樊纲说我们有这么多的过剩储蓄，最好的办法就是转移到国外，既然中国人解决不了，就转移到国外去，但是其实是不现实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很高明的民营企业，都是在卖给外资将储蓄对外转移，最近我们都说的原罪问题，都可能使这种趋势加剧。

　　我们想想土地承包制是不是违法？土地承包制时宪法说土地是不能承包的，党中央有文件，很清楚的。所以说如果从改革的最初开始，都是存在着原罪的问题。任何一样的改革都是这样，我们的土地承包是在土地承包制冒险实行之后，才不得不去修改的宪法。用这个理论来说明，那么在所有改革初期的民营企业等等，都有可能出现原罪，所以推动了整个中国的改革，倒过去必然出现危机，这是我们的政策指引出现的。

　　一季度又增长了这么多税，税收这么几年连续的增长，要调节这些问题，不仅是看到国家今年的税收增长，可是我们现在的政策和社会舆论，更多的是要求财富分配公平，不是说一次分配中解决一次分配的问题，二次分配解决二次分配的问题，而是一次分配没有解决好劳动力、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分配和共享问题，很多人都说企业暴利问题，希望劳动者可以买一个低价产品，我就说限价商品房，第一没有法律保护，我们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政府可以出台双限房和限价商品房的法律，我们最大的法是房地产法，宪法中也没有，这都没有规定，没有通过听证会。限价是去市场化的，本来十万块钱的东西，政府告诉你可以卖四万块钱，我是卖四万块钱，可是买的人当四万块钱使用吗？不是，他是按照十万块钱用。当我们的产品价值被低估时，人家就会说你怎么把四万块钱当十万块钱分配，所以实际上是财富的分配，而不是居住权利的保障。这种情况出现，怎么可能不出现危机？限价房加剧了收入分配更加不合理，矛盾加大，包括贫富差距，包括汤敏举的几个例子，要不然贫民窟，反正就是这些陷井，就有可能因为这些制度创造出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不是我们太富了，就像樊纲说的，不是我们收入太多了才产生了流动性过剩，或者是储蓄过剩，而是我们的制度不完整，除了日本是泡沫之外，其他危机是发生在不是太富的国家，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自己就解决了，不会形成全球化的，但是我们现在不行，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太弱小，一个索罗斯就把你弄乱了，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宏观调控政策就是今天出来一个，明天出来一个，后天出来一个，而且还有部门的利益加在其中，政策永远是前后矛盾、左右矛盾。吴行长在这里，外汇管理局限制外资购买商品房有一个规定，外资一定要设办事处，要求把你的产权落在办事处上，建设部就不同意，办事处是在中国没有法人地位的，外汇局又说了，要变成这样的话，外汇控制就管不住了。没有法人地位，怎么能有房产证呢？

　　现在我们的政策，各个部门的利益而产生的矛盾冲突，就造成我们所有的政策几乎是无法执行的，比如说外汇管理局说你得有劳动合约，人家是董事长，董事长跟董事长无法签合约。类似的事例很多，但关键是靠市场来解决矛盾还是靠行政干预解决，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是无法靠行政命令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