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晓杰：民生更是硬道理 国力空前为何民生仍艰

　　《追问政府行政成本》系列文章，是作者沈晓杰继2006年推出《中国房地产十大批判》后，经过一年多思考和酝酿，将在2007年着手推出的又一新作。和“中国房地产十大批判”的发表略有不同的是，本系列文章，将根据情况按章分别写作发表。“问责政府民生”一章，将是《追问政府行政成本》系列文章中发表的开篇章。

　　追问政府行政成本——问责政府民生(之一)

　　沈晓杰

　　3月5日，随着中国总理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实况直播，为13亿中国人高度关注的每年一度全国两会，在北京逐步推向了高潮。

　　今年的两会，有着特有的“时代背景”，使得人们对它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期待：从公众的角度来说，民生问题更加突出，引发的矛盾更加尖锐，他们迫切期望听到中央高层新的解决之道；而对新一代中央领导来说，如何“扎实的解决”当前社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使中国真正“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是摆在执政者面前一大难题。十七大前的最后一次两会，不仅使民情民意有了集中表现的舞台，而且也为中央高层问计于民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使执政者在为未来5年中国发展谋篇布局时，更准确的反映人民的意愿。

　　这也就难怪，今年有人在形容公众对两会的期待时，称两会成了中国人参政议政的“春节联欢会”。

　　民情不可“遮”，民意不能违 总理“痛心”的民生大事未见大的改观

　　人们也许还记得，在2006年的两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总理温家宝在回答记者关于“什么事情是令您最痛心的”提问时，把“还没能够把人民最关心的医疗、上学、住房、安全等各方面问题解决的更好”，作为“最觉得痛心的问题”。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去年这些让共和国总理“最痛心”的问题究竟解决的怎么样？当今年总理再坐在新闻发布会的主席台上的时候，这些被公众称之为“新三座大山”民生问题，是不是还是叫这位政府的“当家人”“痛心依旧”？答案是“不言自明”的。相信任何一个实事求是的人，都不会做出“乐观的回答”。

　　就拿被市民称为“最大民生”的住房来说，虽然在2006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措施，力求压下疯涨的

房价，但不得不承认，在开发商特殊利益集团的垄断操控下，房地产市场不仅未能达到中央预期的调控效果，而且大多数的城市的房价也越涨越高，和绝大多数老百姓可以承受的合理水平相差越来越远。在住房问题上的民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沸腾”；在医疗卫生上，尽管政府的主管部门这几年“大张旗鼓”的宣传药价下降了20次，但实际效果却是百姓的医疗费用越来越高，看不起病的人越来越多；在教育和就业等民生的重点问题上，一年发展下来，也未见多大的改观。

　　也正是因为百姓在民生问题上的负担和艰辛未见明显的改观，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使他们对全国两会的召开倍加期待。人民日报办的人民网上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很是“画龙点睛”：“求‘民生’盼‘两会’，今年网友热情高！”。也有舆论指出，破解民生“考题”是今年政府面临的核心任务。不仅媒体把民生视为两会的“主旋律”和“主流语”和“最强音”，甚至连一些高官也两会上也大声疾呼：改善民生才是最大的政绩。

　　3月5日，在温家宝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的同时，笔者也对包括人民网、新华网和新浪网、网易网等国内最大的官方网站和门户网站进行的“老百姓最关注的两会热点调查”进行了统计。在人民网上，排列社会问题前三位的就是房价高、看病贵和就业难；在新华网上，看病、反腐和住房也是高居“网民关注的热点问题”前三；在国内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上，看病、房价、上学和反腐一起，排在公众最关注的两会热点最前列；在网易网上，房价高、看病难和学费贵同样也是“名列榜首”。民情民意如此的“高度集中”，充分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梗阻”何在。

　　高层“治国之道”新的里程碑：重民生、谋共享、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民间的疾苦，中国前进道路中“扭曲的发展观”，实际上早就成为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高层集体关注和治国理政的重点。

　　就在这次全国两会前的2月15日，在胡锦涛主持的专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央高层就一致共识：要“清醒地看到并扎实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必须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事业加快发展，积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在2月16日的中央的春节团拜会上，总理温家宝的新春祝辞更像是一个“民生宣言”。他说，“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要求，是人民政府的基本职责”。他不仅要求“极大地增加社会财富，为改善民生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要求通过推进改革，“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同时这位总理更是号召各级官员“了解群众心声，倾听群众意见，关心群众疾苦，切实解决好教育、医疗、就业、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2月26日，在由新华社播发的“温家宝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任务和对外政策”一文中，总理温家宝更是第一次把“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当作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并列的社会主义现阶段的两大历史任务，并为此进行了长篇论述。海内外的舆论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笔者以为，在全国两会前发表这篇“份量极重、具有质的飞越意义”的“里程碑性”理论文章，不仅是中央欲借助两会，把高层在探讨科学发展观、打造和谐社会中的最新的思路告诉大家，在“投石问路”中更好的“听取民意，集中民智”，更是为即将在下半年召开的十七大制定的新的治国理政的方略，制造“正确的舆论导向和良好的政治氛围”。

　　实际上，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集体自执政伊始，就表现出一种和以往不同的 “执政偏向”。上任不久，作为总书记的胡锦涛就旗帜鲜明的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以民为本的新的执政理念，以后又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民本思路。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中央又进一步提出“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从这些逐步发展的“量变”过程，人们不难看出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集体，在治国理政上的“着力点”究竟落在何处。此次温家宝文章透露出的中央把“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当作和发展生产力同样重要的现阶段的“两大历史任务”，可以说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在执政理念的理论上，完成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这点来说，说这篇文章的观点在中共的执政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一点也不为过。

　　“陈良宇同志们”的反面教训，“发展的模范”为何成了民愤的焦点

　　应该说，中央高层创新性的把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和发展生产力相提并论，共同作为现阶段的“两大历史任务”，也是在总结了这些年来中国改革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必然结论。

　　人们还记得去年陈良宇下台时，在公众、特别是上海市民中所引发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国欢呼的“民愤风暴”。之所以“意想不到”，是因为作为“一方诸侯”，陈良宇当政下的上海，在全国很多方面可谓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不仅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而且在N个方面都是“全国率先的典范”。但就是这样一个“发展的模范”当家人，在因“严重违纪问题”而“意外”倒台后，在公众中竟爆发出了与当年粉碎“四人帮”相当的欢呼热潮。陈良宇之所以能“激发”出如此轰轰烈烈的民愤风暴更大程度上是他对民生的漠视。在“发展”的旗号下，他甚至不惜牺牲公众的基本利益为一小撮“特殊利益集团”和“不法企业主”谋利，尤其是在房地产上和开发商合谋高房价，使老百姓多年深受血淋淋的高价房压榨。所以陈的倒台才有了“上海又一次解放”的说法。

　　和陈良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同样因“严重违纪”而被中央免职的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他的下台，同样在青岛市民中引发万众“大放爆竹”的“欢呼礼遇”。据介绍，杜也是一个发展经济的“能人”，在他的领导下，青岛市还获取了北京奥运会水上项目的举办权。杜甚至还被评为全国最受关注的市委书记。

　　其实，陈良宇和杜世成的“发展套路”，在一些地方和政府主管部门的高官中，并不是孤立的现象。他们之所以成为“典型模范”，就在于他们的“唯经济增长是举”的执政理念和做法，已经成为一些官员学习的榜样。只不过陈和杜因为“严重违纪”而使民愤有了宣泄的出口，而他们的“同志们”则因为还在台上而未受“鞭挞”。但民意民情却不会因此而改变，中央的高层更是“清醒地看到”这些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这也从反面促使中央把“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列为现阶段的“两大历史任务”之一。

　　把增长当发展的“圣经”该丢了，为谁发展才是治国理政的核心

　　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什么人反对大力发展国民经济。但为什么陈良宇杜世成及其他们“同志们”的施政作为，就会引发强烈的社会矛盾和极大的民愤，而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科学发展观”就会被亿万人民所期待呢？

　　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两者之间，在发展的目的及为谁发展的问题上，存在本质的区别。

　　和中央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形成截然对比的是，陈杜和他们“同志们”的发展主线上，利益取向基本上是为特殊利益集团所左右，他们的行政基本也上是“唯商是瞻”。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的目的由人民变成了商人；发展的成果，也从应该由“人民共享”，变成了被特殊利益集团所独吞。在上海的青岛等地，多年的发展成果，有很大一大部分就被“特殊利益集团”所豪夺。就拿上海的房地产来说，虽然这几年它以空前的速度高速发展，但陈所支持、纵容和官商合谋的高房价，不仅没使老百姓从中获利，反而使房地产成为洗劫广大市民财富最大的工具，数千亿的暴利所得落入了少数开发商寡头的袋中；在国企改制中，国有资产也成了受到“特别关照”的“不法企业主”豪门盛宴。甚至政府投资的高速公路等城市基础设施，也被陈倒手，成了“不法企业主”的“印钞机”。

　　其实，在上海和青岛出现的问题，并不是中国发展中的“个别现象”。公众反映最强烈、被称为民生“新三座大山”的房价高、看病贵和上学难，都可归结为错误发展观导致的必然结果。当政府的主管部门把房地产当作发展国民经济新的“支柱产业”的时候，部长、市长们的眼光就都盯在了高房价所带来的高GDP上。但有几个高官想过，在高房价的背后，是民众越来越买不起房，是他们最基本的居住权利被剥夺，是中国城市重新出现数以千万的无房户和房奴，是房地产成为中国暴富阶层和社会两极分化的制造器，是住房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中国城市社会的最大的不和谐因素。在中国的一些大中城市的大医院，虽然医疗设施的豪华程度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也称之为一流，但给老百姓带来的却是越来越多的人看不起病；同样，随着越来越多号称“设施世界一流”的大学城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中国普通百姓的家庭，负担不起孩子上学的费用。试问，这样的发展，是人民所期望的吗？！

　　毫无疑问，通过这些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社会财富也大大增加，我们现在的国力是比共和国任何时候都强，但有谁可以说，这些发展的成果，大部分都为“人民所共享”？这些增长的财富，都用在了民生上？

　　除了在发展的目的上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路线外，在发展的方式方法上，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认知。在片面理解的“发展就是硬道理”的错误概念中，众多的领导干部都把GDP的增长，当作考察是否“发展”“硬道理”中最重要的第一指标。他们甚至不惜以牺牲公众的各种民生利益(抬高房价，推行教育和医疗产业化，盲目引进污染项目等等)，作为加速“发展”的筹码。在现实中，很少有几个地方和行业方面的政府部门，不是把这样的“增长”当作“发展”来“当戏唱”。造成的结果，就是GDP的增长，最终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效应。

　　有些“唯发展论”的官员经常喜欢引用邓小平的一句话，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但他们恰恰“忘了”邓小平紧接着的后面一句话，这就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才是发展目的根本所在。如果片面的强调“发展就是硬道理”，那么奴隶社会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迫害，封建社会地主对农民的压榨，资本主义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就都应该被视为一种“社会进步的必然”。显而易见，这样的“硬道理”，不仅与社会主义背道相驰，更是为文明社会所不齿。

　　实际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有着健全的民选制度，政治文明比较完善，法律体系比较健全，这些都为公民的民生利益和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提供了制度保障。在美国和欧洲、日本等国家，就没人敢讲“房地产就是暴利”，也没有任何政府的官员敢把抬高房价作为自己的行政政绩。因为任何政府和官员如果赤裸裸的站在少数人的特殊利益集团的立场上执政治国，最后都将被国民投票“下岗”。事实也证明如此。据了解，这些国家房地产的利润，一般都在3-5%左右，相当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十分之一。

　　和西方国家相比，社会主义是从制度和政体上来保障公民的民生利益。但政治文明建设的滞后和法制体系的不完善，使得制度的优越性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所“空置和虚化”，正像当今中国所发生的那样。人们不禁要问，我们发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制造两极分化，是在使一部分人暴富起来的同时，让更多的民众变得更穷？

　　正是因为这些本末倒置的错误发展观，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执政之基的稳固，中央高层才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理念，来不断“纠偏”。从这点来说，中央高层把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当作和发展生产力同样重要的“历史任务”，不仅是对过去错误“发展观”的一次“拨乱反正”，而且更使以民为本的治国理政理念落到了实处。

　　一句话，国家的“蛋糕”做大了，绝不能让少数特殊利益集团所独吞。发展的成果，要由人民共享。这就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历史任务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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