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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 每经评论员
某些经济学家成为市场难堪的裸泳者。这一地位不是谁强加的，而是他们自己努力争取得来的。
钟伟先生正在成为这样的代表。原因很简单，钟伟发表一连串文章，从房地产市场到
银行跨行收费，以其数据与逻辑，证明房地产不能崩盘，银行跨行收费有理。显而易见，这些结论与消费者感受不符，也有替垄断收费洗刷之嫌。在遭受了猛烈的网络板砖之后，钟伟先生终于写了一篇总结性的文章：“经济学者一定要替百姓说话吗？”这是反问句，意思是，经济学者不一定要替百姓说话。
这个结论倒没什么错，经济学家理当替自己认为正确的理论说话，对自己的理论与论据负责。当然，每个说话的人总认为自己的理据是充分的，推导过程是有严密逻辑的。罗伯斯庇尔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一天砍下无数人头，他也确信自己是理性的，如此作为乃国家未来所必须。所以，一个人是否理性是否讲逻辑，不能由其本人说了算，也不能由利益相关者说了算。
钟伟文章数据多，但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即便是逻辑也并未自洽。
今年2月，钟伟写了一篇名为房产暴利是权钱合谋下对农民的掠夺”的文章，将房地产过程中的垄断与寻租之害批了个痛快淋漓，并且说，“开发商每年为我们提供二三百万套商品房，但对此不必心存感激”，“房地产暴利链条的中端拴满着密密麻麻的瓜分利益的蟑螂，这种瓜分规模每年至少三五千亿元级的水平；而在链条的两端，分别是购房者和被征地的农民”。如今，政府刚开始清除蟑螂的行动，钟伟突然一反自己说过的话，不仅指出“中国房地产极大增强了国民幸福感”，还开始疾呼房地产崩盘乃中国经济不可承受之重。
这到底是什么逻辑，钟伟先生能否自洽一下？从为小民鼓与呼，到为房地产商呐喊，数据与逻辑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才会让他全然忘却曾经的观点？
而在提供具体的数据时，钟伟先生也并不周到。在计算房地产崩盘整个社会所需要支付的代价时，只是做简单的加减法，并未考虑消费基础扩大所产生的收益，也并未考虑市场减少寻租之后公共财政与银行因此获益的可能性，更未通盘考虑在调控中所产生的风险下降因素，以及政府为减少风险而调整存贷差利率等相关政策。
在另一笔计算中，钟伟并未公开他的每笔交易跨行查询成本约1.2元是如何得出的，如果从银行或银联而来，如何保证数据的客观性？而市场中人所问，现在每张借记卡的年费一般是10元，这些overhead的折旧不应该单独核算，其成本纳入银行运营成本，由银行自行消化，而ATM机的折旧成本又如何分摊？同时，作为经济学家，显然也应该将国外银行的充分竞争与跨行交易不收费的案例考虑在内。
去年股改开始，钟伟先生分析的结论是“年底股市将变成一片废墟”；如今房地产调控政策乍下猛药，又得出“如果房价12个月内下跌30%，对政府而言，由此增加的负担相当于建行、中行改制上市的全部花费；对居民而言，大致相当于14%的家庭财产被蒸发、房地产崩盘”的耸人结论。
一个有责任感的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市场时，无法回避政策与寻租的问题，在这方面，杨小凯的百年经济史研究提供了范本。
钟伟先生是北京安邦信息集团公司特约经济学家，而安邦是靠为客户提供咨询为生的，我们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钟伟的出尔反尔、顾此失彼是因为利益所系。但是，既然有人口口声声提出经济学家的职责，我们有必要提出两个问题：第一，经济学家的职责究竟是推进公平竞争还是相反？对于一个暴利行业，政府是否有必要纠偏？第二，如果钟伟先生认为在清除既得利益链条上的蟑螂时可能玉石俱焚，那么，如何才能不温不火、恰到好处？
钟伟：我是中国改革的既得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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