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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
近一年来，舆论对我国公款消费的议论较多，观点和数据也众说纷纭，引用较多的是3月13日《学习时报》文章中“我国每年公款消费近9000亿”这个数据。近日财政部通过媒体驳斥了这个说法，称9000亿这个数据不实，2004年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等三项加起来只有1201亿元，实际可能略高一点，但远远不会达到舆论流传的9000亿水平(4月19日人
民网)。
显然，这是政务信息不对称下必然出现的部门与舆论冲突。如果政务信息很透明，每一辆公车费用，每一笔出国费用，每一次招待费用，政府花的每一笔钱公众都能清楚、方便地查到看到，就根本不会出现这种冲突了。一方面，政府部门垄断着许多政务信息，一方面，公众又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政务有着迫切的知情诉求，如官民比例、政府运行成本等等——这种知情权得不到制度支撑时，公众就会根据自己的直觉和零散的数据进行推理运算，运算的结果更多体现的是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比如，公款消费近9000亿这个舆论推理结果，它更多描述的是一种纳税人对“行政成本过高”的反感，而非基于数理统计的事实判断。
也就是说，公款消费近9000亿，这主要是一种民意印象——无论实际消费是多少，许多官员的挥霍和制度约束的乏力就是给老百姓留下了“9000亿”的印象。“9000亿”是一个表达“高昂”的价值符号。
财政部还应该意识到：面对不可监督的行政成本，公众必然会将其想象得很高，这是政务信息低清晰度下纳税人的本能。财政收入来自公众的纳税，财政花钱请公务员打理政府，公众自然有对行政成本进行监督的权利。可既有的制度并不能满足公众的这种监督诉求，公车费用、公款吃喝、公费出国等等，公众既不在源头上控制这些费用，也无从知晓最终到底花了多少钱。看到报纸上公款吃喝泛滥的报道，目睹身边的公务员随意滥用公款，无权干预，又无法监督，所以肯定会把这个混沌的费用想象得很高，把某些官员想象得更贪，把公款花费想象得更无节制。9000亿的舆论估算，是公众对自身监督权利贫困的一种补偿性高估。
如果明白了9000亿公款消费的舆论估算中包含的这些内涵，有关部门就不该急着去否定这种估算，而应该反思自身对行政成本的控制，反思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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