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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
不知为什么，在人们对于公款消费的质疑快要被别的关注焦点取代的时候，媒体却发了一则报道，财政部预算司有关负责人提出，目前经常被引用的公款消费数据与财政部的有关数据不符。
这真是奇哉怪也。目前社会时常引用的公款消费数据，出自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的一篇文章，由此导出的结论是我国的行政成本过高，有“亚腐败”之嫌。相关抨击文章车载斗量，但财政部一改在国企红利处分权之争中的积极进取姿态，一直沉默不语。人们搞不清楚，是财政部不屑与不专业的舆论争辩，还是自己也拿不出确切的数据。不管怎样，作为政府预决算制订部门，对财政支出负有有效管理之职，面对公共财政预算领域内的行政成本质疑迟迟不予澄清，已属不当；眼看着政府的形象在争辩声中受损、坐视民众情绪日渐高涨而无动于衷，更是现代政府的大忌。
提出政府行政成本偏高的代表人物，竹立家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任玉岭、姜笑琴是全国政协委员，胡伟是上海交大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连他们都得不到具体的数据，只能从报刊、预算数据加以推测。
竹立家提出的数据与财政部预算司官员的推测数据相差之远，令人吃惊。前者估算2004年公车有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全国一年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后者根据《2004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决算》有关科目数据的初步估算，2004年末全国共有各种公车180万辆，全年公车消费大约为1000亿元（包括交通费、交通工具购置费、司机工资），2004年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公款伙食费推测为172亿元，而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一曰3000亿元，一曰29亿元。
财政部预算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上述数据是根据中央和地方决算报表所列数据统计的（未包括转嫁到企事业单位的相关开支），实际生活中估计会略高于这一数字。实际会高一些，那么，高多少呢？看来，我们的政府成本仍处于盲人摸象阶段，怎能怨民众会疑虑丛生。只有一点是确实的，在某些人眼中，我国行政成本不算太高。
恐怕有关官员说出这一数据时，自己心中也没底。
中央与各地固然有预决算制度，财政部门在每年的人大会上提出本年度财政预算草案和上年度的财政决算报告，一般情况下，能够在预算报告中列支的具体项目大多为国家或地区重大工程，其货币计量动辄以亿元为单位，其他大小项目则常常隐含在某一大的方面列支中。如此“粗线条”的预算报告，使得财政部在涉及具体的行政成本时，也只能以推算为主。推算的纰漏之处，只能由审计署补漏。如果将审计署每年查出的挪用、侵吞款项，加上地方政府瞒报漏报的数据，加上那些“三拍”项目（即拍脑袋想出、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损失，那么，中国的行政成本到底有多高，只有天晓得！
大多数人不会糊涂到把必要的行政成本也算作公款腐败，但有两类成本却让人骨哽在喉：一类接近于企业的“沉没成本”，即支付了之后毫无收益，此时唯一能做的就是赶紧堵漏止损，以免高涨的成本如决堤之河；另一类则属于“逆向成本”，支付了之后非但无益反而有害，如某些形象工程、吃喝费用，除了助长官员的揽权热情之外，没有任何好处。面对“两会”期间对于行政成本过高的热议，主管部门没有明确说法，“两会”之前更是不为所动，颇有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的大将之风。不料如今热潮刚过，却悄没声息地推出一个估算数据。且不说这一数据并不精准，难消公众疑虑，仅从弥补政府的公共责任的角度出发，此时纵使披露千言，也难抵及时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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