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松祚：不能害怕美国 人民币升值百害无一利

　　

华友世纪创始董事长向松祚（图片来源：《管理学家》杂志）

　　汇率政策和国家利益

　　——对话向松祚

　　沈文璟 《管理学家》杂志执行副主编

　　向松祚 华友世纪创始董事长

　　人民币升值为什么会给中国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管理学家：为什么人民币升值为什么会给中国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向松祚：人民币大幅升值最主要的灾难性后果，是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降和通货紧缩，经济增速可能会下降到6%以下，这对中国就是最大的灾难。最明显的就是大量失业，大量社会问题更加突出，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管理学家：什么样的幅度，可以称作大幅？

　　向松祚：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幅度，一直众所纷纭，没有什么统一意见。有人认为要升值10%左右，比如

北京大学的宋国青教授，有人认为要升值到25%以上，比如美国国会和好些海外投资银行的分析师。美国国会某些议员曾经声称，如果人民币升值不到25%,他们就要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还有人说要升值到5人民币兑1美元，甚至要升值到2人民币兑1美元才对，比如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黄有光教授。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说：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人民币汇率应该是2。2元人民币兑1美元。

　　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众多主张人民币升值的言论在理论逻辑上大有问题，根本靠不住。好些升值言论是无稽之谈。所谓购买力平价理论，现实经济根本不存在成立的条件。我不知道像黄有光教授和IMF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用的是哪些商品价格。我可以用另外一些商品价格，轻而易举地证明人民币汇率应该是10人民币兑1美元。购买力平价理论有很大问题，根本不能用来计算什么均衡汇率。奇怪的是那么多经济学家连常识也忘记了。他们的理论根本经不起严格批评。

　　我的观点是：依照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升值5%就是大幅升值。

　　管理学家：汇率大幅升值导致经济增速急剧下降的逻辑是什么？

　　向松祚：人民币一旦大幅升值，无论升值后汇率继续固定还是干脆让它浮动，汇率走势会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人民币继续维持升值预期或直接继续升值，第二种可能是人民币汇率趋势逆转，掉头向下，出现大幅贬值预期或直接开始贬值。无论出现哪种情况，都是灾难性的。

　　先说第一种可能。人民币升值后，如果外界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仍然存在，特别是如果美国继续对人民币汇率说三道四，热钱继续跟随美国的压力进入中国，升值的预期就会挥之不去，甚至可能出现人民币长期升值的预期，这样一来，中国经济就可能出现类似日本最近十几年出现的病症，即陷入“流动性陷进”之中而不能自拔。一旦人民币形成长期升值预期，国内居民和企业会大量持有流动性货币，如银行存款大量增加，手头现金大量增加，目的是等着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来赚钱。居民和企业选择大量持有流动性货币资产，实际消费和实质投资将大幅下降，国内总需求将大幅下降，中国经济将出现通货紧缩、经济增速急剧下降、利率水平大幅下降。

　　一旦人民币形成长期升值预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没有力量来刺激经济增长，因为国内居民和企业宁可选择大量持有流动性货币资产，也不去进行实际消费和实质投资。即使国内利率非常低，消费和投资也照样一蹶不振。就像日本，其国内名义利率水平很长时间已经接近为0，日本政府还大搞赤字财政，发行了天文数字的国债。但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很少超过3%，有时甚至接近零增长。日本“流动性陷进”刚开始出现时，好些经济学者建议日本中央银行搞通涨政策，结果毫无结果。经济学者为了解释日本宏观经济困境，提出许多理论，均与事实不符。只有“流动性陷进”理论成功解释了日本病。

　　逻辑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1985年广场协议美国迫使日元大幅升值后，美国一直维持着对日本贸易制裁的压力，经常要求日元继续升值，否则就要贸易制裁，所以市场总是预期日元还会继续升值。国际学术界目前有一个专用词来描述美国对日本的压力，叫做“鞭打日本”(Japan-Bashing)。如果人民币升值之后，美国的压力仍然不减，中国经济就有可能步入日本后尘，坠入“流动性陷进”。

　　管理学家：日元升值的幅度是多少？

　　向松祚：1971年之前，日元长期维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360日元兑1美元。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浮动汇率时代开始后，到1985年，日元升值到250日元兑1美元左右。广场协议后，日元从250日元兑1美元，最高升到79日元兑1美元(1995年)。

　　管理学家：人民币继续维持升值预期是一个可能，另一个可能是转而大幅贬值？

　　向松祚：对。有这种可能性。人民币大幅升值之后，经济增速急剧下降，热钱赚钱之后纷纷撤出，出口下降，中国国际收支开始急剧恶化，人民币必然开始贬值，或出现大幅贬值预期。

　　大幅贬值或贬值预期的形成，照样会给中国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中国经济将经历十分痛苦的调节过程。升值之后形成贬值预期，外商直接投资(FDI)势必大幅下降。与此同时，国内企业海外融资能力和偿债能力下降，中国政府的偿债能力下降或外债负担加重。一旦贬值预期形成，国内居民和企业纷纷将本币资产兑换成美元，将进一步削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经济增速放缓乃至大幅下降是必然结果。只有等到人民币真的大幅贬值之后，各种经济行为和决策才会在新的汇率水平上逐渐调整，经济增长才有可能逐渐恢复。那将是一个十分痛苦而长期的调节过程。中间会出现许多难以预料和难以管理的重大变化。

　　管理学家：哪种情况可能性更大？

　　向松祚：如果一次升值15%以上，我预料贬值预期会很快形成，因为其实没有多少人会真的认为人民币的汇率可以维持在7人民币兑1美元之上。去问问国内投资者和企业家吧，包括那些天天期待人民币升值的外国投资银行和投机者，他们相信人民币可以长期维持7人民币兑1美元之上？甚至5人民币兑1美元或2人民币兑1美元？一旦大幅升值，投机者赚钱之后，他们会立马反过来赌人民币贬值的。

　　如果我们老是迎合美国和投机者的压力，像某些官员和学者那样，动不动就要谈论什么市场力量决定汇率，那么即使人民币再升值2-3%， 长期升值的预期还是驱之不去。只有真的大幅升值之后，升值预期才会终止，但贬值预期又会立刻形成。

　　人民银行去年7月21日的汇率改革弄巧成拙。人民币升值2%，升值预期不减反升，12月改变汇率中间价的形成方式，进一步增加了浮动的区间，升值预期却越来越大。投机者不赚到20-30%，是不会轻易放手的。一旦他们赚足了，他们又会反过来赌人民币贬值。历史经验一再重复，我们必须记取。

　　人民币升值有百害而无一利

　　管理学家：难道人民币升值一点儿好处也没有？

　　向松祚：人民币升值有百害而无一利。非常奇怪，纵观最近几年来有关人民币升值的诸多言论，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好处或利益，竟然没有任何言之成理的理论！多数论点无非说人民币应该升值，到底升值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好处，却语焉不详。好些学者用什么购买力平价来论证人民币现在价值低估多少，然后就说应该升值多少，都是没有根据的。

　　我研究了支持人民币升值的论点，只有两个观点值得讨论一下。

　　第一种观点以宋国青和易刚为代表，他们认为自1997年以来，中国的贸易条件一直在恶化，人民币汇率升值可以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

　　第二种观点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缓解国内通胀压力。最近的热门观点是：目前中国国内利率比美国利率水平低1个百分点还多，正是人民币升值的好机会，升值一方面可以缓解国内通涨压力，另一方面由于存在利差，热钱不会再进来，进一步升值的预期可以消除。

　　汇率升值可以改善贸易条件的观点看似比较深入，其实错得很浅。

　　贸易条件的定义是国内出口商品价格与进口商品价格之比。要计算贸易条件的变化，首先一个问题是怎样选择样本商品。是将全部出口商品和全部进口商品都算进去吗？还是选择某几种商品？这和用购买力平价计算均衡汇率是一样的困难。选择不同的样本商品，可以得出不同的贸易条件状况，正如选择不同的商品篮子，可以计算出差别巨大的汇率水平一样。我不知道宋国青和易刚的贸易条件是用哪些样本商品计算出来的。他们得出贸易条件恶化的结论，但选用另外的商品，完全可以得出贸易条件改善的结论。由于有这样的困难，经济学者其实很少用这个概念来评估贸易状况，因为莫衷一是，得不出一致同意的结论。

　　有学者建议采取要素价格来衡量贸易条件，比如中国一个工人，工作8小时生产一单位出口商品，能换回多少单位外国人生产的商品？进一步简化，则可以用贸易双方的劳工工资相对水平来代替贸易条件。均衡条件是同样的劳力获得同样的工资，即要素价格均等。计量的困难依然存在，暂且不论。如果接受要素价格的贸易条件，那么，中国贸易条件显然一直在改善，因为中国最近10多年的劳动生产力和工资水平一直在上升，比我们的贸易伙伴美国、日本上升速度都要快。

　　无论如何，中国贸易条件自1997年以来一直在恶化并不是一个靠得住的结论，实际情况其实正好相反。

　　管理学家：撇开贸易条件的计算问题，你为什么认为汇率升值不能改善贸易条件呢？

　　向松祚：即使不管贸易条件如何计算，汇率升值可以改善贸易条件是非常荒谬的论点。可不是吗？贸易条件是出口商品价格与进口商品价格之比。出口商品和进口商品价格是国际市场的竞争条件决定的，跟汇率本身没有直接关系。比如现在汇率是8元人民币兑1美元，假设出口商品价格为1美元，有人以为如果将汇率升值到7元人民币对1美元，出口商品价格就会相应上升10%多，从而改善贸易条件。有这样奇怪的事情吗？出口商如果能够将价格提高，他们早就这样做了，哪有有钱不赚、能提价而不提价的生意人？不能任意提价或被迫降价或维持现在价格不变，如此等等，都是竞争条件所决定的。你把汇率升值到7元人民币对1美元，出口商并不能相应提价，他们还是只能卖1美元，要提价就会丢掉订单。1美元拿回国内，只能结汇7元人民币，可能付不出工资和材料价格，出口商就只好关门大吉了。再说一遍，出口商如能提价，早就提了，将汇率升值并不能强迫出口商提价来改善贸易条件。

　　有人还有一个怪论，说人民币汇率本来应该是7元人民币对1美元，现在还维持在8元多，本来出口商卖出1美元出口货只能结汇7元钱，现在却能结汇8元多，这就相当于中央银行拿钱补贴出口商，纵容出口商低价出售，让外国人白白得了好处。再没有比这更荒谬的理论了。前面已经说了，出口商如能抬高价格赚钱，不提价才是傻瓜呢。再说，谁都知道，中国出口行业早就是竞争行业了，不仅国内出口商相互之间要竞争，更要面对外国对手的竞争。如果做出口，先收美元再换汇，能够获得比国内同行更高的利润，其他同行岂有不群起而竞相出口赚美元的道理？那是说，只要是竞争产业，出口企业不可能获得什么补贴、平白无故地赚取高额利润。假若出口行业是完全垄断，汇率低估变相补贴出口是可能的。然而，即使是当年(1994年)汇率并轨改革时，存在汇率低估变相补贴出口企业的可能性，但今天的汇率已经持续了10多年时间，所有要素和产品价格早就完成了相应的调节过程，出口行业竞争异常激烈，所谓汇率低估变相补贴的说法完全站不住。

　　管理学家：这种观点的潜在逻辑是想用汇率政策来影响进出口商品相对价格？

　　向松祚：对，他们认为：依照现在的汇率水平，卖出1美元的商品，可以结汇8元多人民币，将人民币升值到7元或更高之后，出口企业要想同样出口量还能结汇与之前相等的人民币，就只好将出口价格提高到1.2美元左右了，这样中国出口相对进口的价格不就上升了吗？贸易条件不就改善了吗？我们的经济学者真会异想天开，天下怎会有这样便宜、这样简单的事！再说，如果你改变汇率能改善贸易条件，占到便宜，难道其他国家是傻瓜一个，不会也来操纵汇率？出口商若能提价，早就提了，赚钱的事，还要你用汇率升值来强迫出口商提价？请我们的经济学者，去问问随便哪个做过生意的人吧！

　　结论是：用汇率升值来改善贸易条件是根本说不通的。

　　管理学家：你怎么看待人民币升值会减轻通胀压力的观点？

　　向松祚：这个观点有两个层面：一是认为如果人民币升值之后，就会消除升值预期，热钱就不会再进来，购买外汇、放出人民币的压力就减少了；二是以为，人民币升值之后，原本100美元进来，央行要放出去800多人民币，升值后，100美元进来，放出去的人民币会相应减少，货币供应量就相应减少了。

　　对于预期的问题，我们刚才说了，人民币升值之后，是否会消除升值预期，还是一个问题。关于国际收支与货币供应量的关系，因为我们采用固定汇率制度，货币发行量的多少就要服从固定汇率下的自动调节机制。只要固定汇率有足够的公信力，没有汇率大幅波动的预期，长期而言，中国的通涨水平、利率水平、经济周期将与美国同步。只要美国物价水平相对稳定，中国就不会出现大规模通涨和通缩。

　　目前中国究竟有多大通涨压力，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我的判断是：通涨并不严重。我们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外国直接投资年年上升，通涨率即使到5%或更高一点儿不是什么大问题。热钱是汇率升值预期所引起的，根源在美国和日本。只要处理得当，坚定自己10多年来的做法，升值预期会消失。想当年。亚洲金融危机之时，亚洲那么多国家汇率剧烈贬值，投机者天天预期人民币要大幅贬值，中国政府坚决顶住，贬值预期很快销声匿迹。那时投机者公开叫板，直接动用大量资金攻击港币，特区政府果断应对，还是击退了投机者的攻击。

　　汇率浮动不是中国货币政策的选项

　　管理学家：有人认为，人民币汇率与美元固定，让中国的货币政策失去自主权，很被动，所以他们主张人民币不仅要升值，还应该浮动。你怎么看？

　　向松祚：教科书上的老生常谈是将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相比较。说固定汇率最大的缺点是货币政策失去独立性和自主权，货币供应量被动地随着国际收支状况自动调节，还要输入通涨通缩，等等。浮动汇率的优点正好是反其道而行之。浮动汇率让货币政策有自主权和独立性。主张人民币浮动的论点也是这个老生常谈。

　　其实，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是没有可比性的。任何国家的货币政策，其根本目的完全一致：那就是维持货币稳定。用什么货币准则来衡量货币稳定呢？原则上只有两个准则：一是将本国货币与某个外国货币或贵金属(黄金、白银)固定，一是确定某个通涨指标，以这个指标为依据来调节货币供应量。显然，浮动汇率完全不是什么货币准则。浮动汇率下，可以通涨、通缩，也可以货币稳定。在这个意义上，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是不可比的。

　　固定汇率是一个货币准则，是维护国内货币稳定的锚。人民币和美元固定，人民银行的职责就是维护这个固定汇率。如果说中国有货币政策，那么其目标就是要维护这个固定汇率。相应的，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利率水平、物价水平都要服从固定汇率条件下的自动调节机制。

　　也就是说，汇率固定后，一个国家的货币供应量就和它的国际收支水平挂钩。贸易顺差或国际收支顺差，

　　相应增加货币供应量；贸易逆差或国际收支逆差，货币供应量自动缩减。固定汇率制度下，中国的利率水平、物价水平和美国同周期。只要美国经济稳定，就可以确保中国的货币和物价稳定。这是固定汇率的基本特征。

　　如果把固定汇率抛弃，采取浮动汇率，似乎人民银行有完全自主权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央行的职责是稳定货币，通过稳定货币来促进经济稳定发展。那我们就要问，抛弃固定汇率，采取浮动汇率，央行以什么标准来稳定货币？全球的经验是：抛弃固定汇率后，一般选择的货币政策指标是通胀指标。比如，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大体如是。

　　选择通胀率作为控制货币的指标，原则上没有问题。但它需要相当复杂的管理机制和高超的管理能力。首先，选择什么样的物价指标？其次，通胀指标定在什么水平？这都是非常困难的问题，牵涉到许多政治上的博弈和利益集团的问题。不像采取固定汇率准则那样明确和简单。二十世纪的历史经验证明，发展中国家选择用通胀指标作为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准则，基本上是失败的。其中有许多复杂的原因，无法在此细说。

　　管理学家：为什么美国，欧洲，日本可以呢？

　　向松祚：美元以前与黄金固定，1971年与黄金脱钩。美国联储从来没有明说是采取通胀指标来控制货币供应量，但实际上是，尽管其货币政策操作变量是联邦基金利率。美联储经过很多年的探索才达到今天的管理水平。在目前的国际金融制度下，美国别无选择，它无法将美元与任何其他货币固定，只能采取别的货币准则来管理货币供应量。欧洲央行继承的是德国央行传统，以控制通涨率为己任，但人们经常批评它的货币政策过于紧缩。

　　日本虽然采取通胀为指标，但由于日元一直处于升值预期中，实际上日本的货币政策对于管理宏观经济几乎完全无能为力。

　　管理学家：你是质疑中国没有能力选择通货膨胀率作为指标来保持货币稳定吗？

　　向松祚：货币稳定准则一般有两种选择：1，将本国货币盯住某个大国货币；2，以通胀为指标自主控制货币。有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应该有中国自主的货币政策，人民币盯住美元，似乎让中国很被动。这种说法看起来有一定道理。问题的关键在于：固定汇率和通涨指标，哪一个更好？哪一个更有利于确保中国货币稳定，哪一个更有利于增强国内和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货币稳定和人民币的信心？人民银行是否具备了以通胀为指标来有效控制货币供应量的管理能力？政策选择是一门高超的艺术，两害相全取其轻。看不准的事情最好不要轻易去试。

　　更重要的是：1994年以来的经验表明，盯住美元，中国货币环境非常稳定。亚洲金融危机时刻，人民币也没有贬值，为区域货币稳定做出很大贡献，赢得世界尊重，人民币成为国际上特别周边地区人们信赖的货币，这是非常了不起、非常不容易取得的成就。当年日本经济势力达到世界第二位的时候，它何尝不希望日元成为世界第二大货币。但日元长期动荡，日元国际化的梦想付之东流。今天东京国际金融上的地位不能与伦敦相比，而且地位还在不断下降，基本原因是日元不是一个具有国际地位的稳定货币。

　　所以，两相比较、权衡利害，人民币继续维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应该是最佳选择。美元是当今世界最稳定的货币，是全球公认的贸易计价单位和交易货币、是国际价值储备货币，美元区是最大的货币区。当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加，一旦中国经济规模达到世界第三、第二甚至第一时，人民币再与美元固定，就可能不现实。但我们离那一天还很远。

　　管理学家：你认为货币政策准则的选择，取决于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在世界的地位？

　　向松祚：当然，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实力，金融实力，以及其货币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央行的管理能力。纵观世界，小国货币基本上都是与某个大国货币固定或挂钩。美国现在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很多国家跟美元挂钩，美元区在世界上的范围相当大。经过沃尔克和格林斯潘两个时代，国际上对于美元稳定很有信心。只要美元稳定，相比其他货币准则，盯住美元就是最好的选择。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加，是否需要改变紧盯美元的政策，是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话题。现在国际上对于人民币的信心还不够强，人民币最多也只是一个区域性的货币。一旦人民币和美元脱钩，周边国家还愿不愿意用人民币作为贸易往来的计价工具，作为价值储存的手段？无论如何，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对中国和周边国家都是极端重要的。

　　现在欧元虽然获得很大成功，欧元区和美元区的经济规模相差不大，但人们对于美元的信心还是高于欧元，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对于欧洲央行管理的信心不及对美联储的信心。

　　所以，我个人认为至少未来十年里，人民币继续维持和美元固定，应该是最佳选择。根据目前中国的国情，宁可选择一个简洁、透明、容易操作的货币政策准则，而不是选择一个不确定性很高的货币政策准则。

　　美国如何把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

　　管理学家：前面我们主要讨论国内支持人民币升值的观点，现在请你谈谈对于美国用贸易逆差说事儿、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观点？

　　向松祚：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最近看美国总统提交国会的经济报告，依然是老调重弹：

　　第一，美国认为人民币价值低估造成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第二，美国说中国操纵汇率，损害国际经济体系的平衡，或者说，制造了国际经济体系的不平衡。

　　第一个论点，是很长时期以来的美国观点。一些议员甚至提出，如果人民币不升值25%，就要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这是非常荒谬的说法。从理论到历史，找不到任何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

　　首先，从历史经验看。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对日本就开始出现巨额的贸易逆差，对德国也是，对其他很多国家都是。因此，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有所谓“三高”之病，其中之一就是高贸易逆差。当时美国认为：只要日元相对美元大幅升值，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就会消除，至少会缓解。但二十年的历史，完全反驳了这种观点。前面已经说过，日元自70年代起一路大幅升值，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一直攀升。日本累积的美元外汇储备达到天文数字。其中一部分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一部分是日本中央银行从外汇市场购买美元以防止日元升值的结果。

　　美国和其他国家(比如欧洲各国)的贸易收支情况基本类似。

　　管理学家：从理论上讲，认为改变汇率可以改变贸易收支的理论有什么问题？

　　向松祚：调整汇率可以影响贸易收支的理论，国际经济学上称为“贸易收支的弹性方法”。这个理论最根本的缺陷之一，是分析贸易收支的变动时，只单独考虑价格因素，而且是短期价格因素对于进出口需求的影响。根据这个理论，人们就认为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中国出口商品价格就会相对贵，外国货的进口价格就会相对便宜。因此，出口就会相对减少，进口就会相对增多。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却是一个非常片面的、不正确的逻辑。这个理论忘记了，影响进出口需求的因素并不仅仅是价格。还有财富、收入、支出能力，等等。分析汇率改变是否影响出口需求和进口需求，一定要把财富效应和支出效应考虑进来。当我们考虑到财富、支出效应后，汇率升值就不一定改变贸易收支了。

　　基本原因是：人民币升值后，国内居民和企业持有的美元资产，以本币计价就会贬值，财富下降，支出自然下降。他们对国内商品的需求就会下降。对于进口的需求也会下降。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后，美国人对于中国产品的需求是否会减少？不一定。因为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基本上是美国自己早就不生产的产品。中国出口有可能下降，但那是需求的转移，美国人不从中国进口了，转向其他国家进口。所以，人民币升值是否会减少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并不是想当然那么简单。只要我们全面地考虑对于进出口需求的影响因素，就不会简单地得出人民币升值就一定能改变贸易收支的结论。

　　管理学家：那为什么美国还能如此强硬地用这个论点来给中国施加压力？就像曾经给日本施加压力那样？

　　向松祚：汇率升值有助于削减贸易顺差、汇率贬值有利于改善贸易逆差，是经济学家们的老生常谈。美国用贸易逆差、贸易不平衡来说事儿，好些经济学者觉得言之成理，跟着起哄。更有好些机构和经济学者煞有介事、兴师动众来计算，人民币升值多少，中美贸易顺差可以减少多少，等等，很有点儿自欺欺人的味道。

　　除了上面说的原因外，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或一般而言的国际收支逆差，乃是当今国际金融制度的必然结果，可以说是必然要求。那就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甚至是所有国家，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维持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或国际收支顺差。这是今天的国际金融制度所决定的。

　　非常不幸的是：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和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忽视了这个极端重要的事实，依然迷惑于贸易收支和国际收支的“价格弹性或汇率弹性方法”。这是令人十分震惊的现象。

　　管理学家：为什么？

　　向松祚：当今世界金融制度最重大的事实是：美元是全世界的储备货币，所有国家都需要美元作为最后的清算手段。美元是全球经济交易的计价货币。各国储备货币，美元的比例高达80%还多。“金本位”时代或“银本位制”时代，全球的储备货币是黄金或白银，现在是美元。每个国家都需要储备货币，用于国际清算、国际支付和干预外汇市场，等等。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意味着每一个国家都要储备美元，储备美元就意味着多卖少买或贸易顺差，要不就是向美国或他国借储备货币，但最终还得靠贸易顺差来偿还。将美国作为一方，世界其他国家作为另一方，美国必定是贸易收支逆差或国际收支逆差。这是一个简单的国际经济制度问题，却被众多学者忽视了。

　　因此，美国对世界各国的贸易逆差，是国际经济制度的问题，是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必然结果，而美国是最大的受益者。随着世界经济增长，世界各国每年对美元钞票有着巨大需求量。每年，美国只要开动印钞机，印几千亿的钞票，就可以拿到全世界去买商品。这是多么大的好处！当年美国打韩战、越战、美国全球到处驻军，其军费开支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赤字财政、转过来靠发行货币来筹集的。其他国家行吗？美国是当今国际金融制度最大的受益者，却反过来用贸易逆差说事儿，向其他国家施压，正应了中国老话：得了便宜还卖乖。这是非常不仗义的。

　　管理学家：但这个观点似乎并不常见。

　　向松祚：在所有的国际经济学家中，我所知道的，明确说出这种观点来的似乎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蒙代尔教授，一个是斯坦福的麦金龙教授。讨论国际经济问题，首先必须考虑的是国际经济的制度结构，如果离开国际经济的制度安排来讨论问题，那是非常错误的。所有经济问题，首先是一个制度安排问题。汇率问题决不例外。

　　其实，美国很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即使改变人民币汇率，也不会改变美国的贸易逆差。

　　管理学家：为什么？

　　向松祚：第一，中美贸易收支份额在美国的贸易逆差中，占的份额只在10%左右。格林斯潘多次表示人民币升值无助于改善美国的贸易赤字。新接任的伯南克有自己的理论，认为美国的贸易赤字主要是源于美国的储蓄率非常低，整体国民储蓄为负，而亚洲尤其是日本和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从国民收入恒等式来讲，伯南克的理论是对的，尽管比较表面。这个问题当然还有深层次的理论原因，这里我们先不深究。从他自己的理论出发，伯南克也认为改变人民币汇率无助于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

　　斯坦福的麦金龙教授最近十年作了很深入的研究，发表了许多文章，他的基本结论支持蒙代尔教授的核心观点：即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国际经济金融的制度安排所决定的。关于蒙代尔的理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读我翻译的《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四卷。

　　蒙代尔在1968年就断言：如果搞浮动汇率，全球对美元的需求会急剧上涨。当时，他和弗里德曼有一场著名争论。弗利德曼认为：只要搞浮动汇率，世界各国就不需要外汇储备。

　　蒙代尔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忍受汇率天天象过山车一样，动荡不安。每个国家都需要有大量的储备货币，准备随时干预外汇市场，以维持汇率的基本稳定。因此汇率越是动荡不宁，手中用来干预的储备货币就越多。日本又是典型的例子。

　　几十年的历史事实证明，蒙代尔是正确的。

　　管理学家：那就是说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也无益于解决中美的贸易顺差。

　　向松祚：对。贸易顺差是美元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决定的，是国际经济制度安排决定的，美国是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即使人民币高估到1美元兑1人民币，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或国际收支顺差仍然会存在，因为我们还得储备美元，我们别无选择，除非美国愿意大量借钱给中国。当然，我们可以转而储备欧元，储备黄金，但从现在情况来看，并不现实，因为全球的贸易计价和金融计价主要都是美元。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完全不要美元储备。这是无法回避的。

　　从某个角度来讲，美国之所以要给中国施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并不是个经济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

　　管理学家：为什么？

　　我个人认为汇率问题不过是美国找的借口，用来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引起中国的金融动荡，削弱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同时，美国国会有些议员为了赢得选票，也拿这个说事儿。动不动就说中国劳动者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美国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这一点，认为一些人把人民币汇率问题泛政治化。比如前总统克林顿就反对美国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

　　我希望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官员，学者，媒体能够重视这个问题，全面地认识这个问题，通过大量的研究，来解释真相。

　　管理学家：维持人民币稳定，我们该怎么做？

　　向松祚：对于中国来讲，最主要的选择是维持人民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不变。

　　首先不能害怕美国的压力，不要美国那边有人发言，我们这边就回应，而且是模糊不清的回应，比如“有序地推进汇率制度的改革”，什么叫“有序”？或者，说我们要“逐渐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形成机制”，这些模糊不清的回应，会引起市场上的各种谣言。

　　第二，应该把金融外交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我们应该做工作，不应该让美国天天给我们施加压力。2002年开始的人民币升值的舆论，最早是日本财长提出来的，随后美国官员就不断施压。美国官员一发话，热钱就进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就增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于是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第三，中国的资本项目，是不可以自由兑换的。中国的经常项目，虽然可以自由兑换，但是外汇进出口毕竟还有严格的管理。国际金融市场上，人民币买卖的量并不大，人民银行也有能力在有限的市场上维持稳定的汇率。在这种条件下，单方面维持固定汇率，中国是可以做到的。

　　第四，在做到前面这三点的前提下，中国应该向世界宣布明确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

　　可以给出一个期限，比如三年，或者五年，对人民币的价值进行一次性重估。决定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变动。但每次变动，都不能是剧烈的或大幅的。

　　管理学家：为什么不能是大幅的？

　　向松祚：因为任何大幅的变动，会引起财富的重新分配，给经济金融带来震荡。

　　汇率政策事关国家最高利益

　　管理学家：我注意到你认为汇率问题事关国家的最高利益，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向松祚：中国最高的利益在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生产力持续稳定增长，我们的财富和国力要不断积累和增强，我们的贫穷人口要摆脱贫穷，我们的人民币要不断稳定上升成为区域性的国际货币甚至是主要的国际货币。

　　要实现这个最高利益，最根本的是我们要有稳定的经济环境，稳定的政治环境，稳定的金融环境，稳定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从这个角度看，汇率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汇率弄得不好，会影响国内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影响到出口，进一步影响到国内的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影响到失业率和企业生产能力等等。

　　因此，我要强调两点：第一，汇率不是简单的两个货币价格之比，而是国际经济金融制度的一个安排。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让汇率完全由市场供求来决定，汇率从来都是一个政治决定。我们哪里见过弗里德曼式的、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再强调一下：汇率政策安排历来是一个政治决定。

　　第二，汇率的变化不仅改变进出口产业的产业结构，还会改变财富分配，支出水平，总需求水平，改变资源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分配等等。汇率变化会影响各种商品和资产的价格，会影响到所有人。

　　第三，历史经验证明，汇率的剧烈变化给经济带来的损害是非常巨大的。欧盟为什么要创造欧元？根本原因之一是要避免汇率波动的影响，欧元诞生实际上就是取消了欧洲各国之间的汇率。

　　管理学家：那些历史经验？

　　向松祚：上个世纪70年代全球的金融动荡，八十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都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汇率问题处理不好，会严重伤害经济增长和发展，严重伤害国家的最高利益。

　　管理学家：这里主要是讲汇率对于国内经济环境的重要影响，那么一个国家的汇率对于国际经济环境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向松祚：汇率是国际金融竞争的一个反映，谁能够控制国际金融的主导权，谁就会取得巨大的利益。现在中国的经济实力逐步增强，如果将来中国经济规模达到了世界第三，第二，甚至第一的水平，中国必然在国际金融领域发挥自己的作用。除了实力，对于货币的有效管理，以及货币在世界上的公信力或信心，都是取得国际金融主导权的重要砝码。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货币是稳定的，可信的。这样其他国家才会愿意用人民币来计价，或者拿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

　　汇率问题事关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权问题，当然是国家的最高利益。

　　管理学家：请谈谈日本为什么要强迫中国人民币升值？

　　向松祚：日本是美国当年迫使日元升值的受害者，他们做了大量研究，探讨日本宏观经济病症的原因，非常清楚症结何在。按我们儒家的说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什么他们还要迫使人民币升值呢？

　　当然他们的理由和美国的不同，他们认为：人民币价值低估，中国在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这是非常荒谬的，中国的出口在世界范围内计算，是很低的份额。中国向日本输出“通缩”，就更没有道理，因为日本是自主的货币政策，日本搞浮动汇率，通缩和通胀都控制在自己手里。

　　他们的动机就是要中国重蹈日本覆辙。根本目的就是不要遏制中国不断上升的国际

竞争力。

　　管理学家：这是你的推测吗？

　　向松祚：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像麦金龙教授所说：“日本尤其对中国惊人的出口竞争力感到极度不安。”

　　管理学家：那么美国呢？

　　向松祚：美国的国家战略十分清晰，那就是在整个国际领域维持自己的霸权地位，它不希望谁来跟它叫板。但是，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如此稳定的高增长，中国就有可能在未来真正成为它的竞争对手。美国是十分严肃地对待“中国威胁论”的。

　　我认为，汇率政策是美国找到的一个遏制中国经济增长的好办法。因为美国并不希望也不太可能用过激的手段引起中国混乱。而操纵中国的汇率政策，看起来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并不会引起多大注意，而且在中国国内也能够找到很多支持者，他们能够列举出升值的一些好处。

　　打一个比方，通过迫使人民币升值来遏制中国经济增长，就是美国给中国下的“慢性毒药”。看起来没有那么大伤害，似乎还有好处，其实是危害极大。人民币汇率的任何不谨慎变动，都将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

　　因此，我衷心希望更多的人用正确的理论和严格的事实来研究汇率问题，研究汇率政策与国家利益的关系，研究汇率政策和国际金融体系演变的历史经验。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是严重不足的。唯有严肃、真诚、理性的研究，才能获得正确的结论。邓小平曾经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国际金融更是如此。我们似乎重视得远远不够。

　　当然，我更希望政策抉择者三思后行，以国家最高利益为重，谨慎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