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李稻葵教授应先学习作好一个合格公民

　　李健

　　2006年2月20日，《北京晨报》刊出一篇该报记者对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的采访稿，题为《李稻葵：我怀念不争论的年代》。2月24日，李教授又在2006宏观经济预测春季年会上又作了题为“回归基本共识，以发展为目标推动改革在发展中追求和谐”的演讲，进一步批判“将利益群体矛盾公开化”的做法。两篇文章均立即被国 内各大网站广泛转载，反响强烈。

　　李教授的两次公开发言都是针对过去一年多来社会及学界关于“中国改革”的激烈争论，两次公开发言观点和依据一脉相承。在第一次采访中李教授对记者说，“现在我们缺乏健康的争论环境，争论解决不了目前经济生活的矛盾，有时候反而还会拖后腿。其实我很怀念1980年代那些具体的争论，也很怀念那些不争论的年代，在这样不健康的争论局面下，还不如让政府通过一项项试点来解决问题。”在2月24日的演讲中，李教授更进一步说，“以互联网为代表，出现了大辩论、大批判形式的讨论。这种讨论实际上历来对改革帮不了忙，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

　　通读李教授两次公开发言，说实在话，让人大跌眼镜，虽然其中有一些真知灼见(尤其第一次采访)，例如，李教授说到，“现在很多人都是直接下结论，不讨论逻辑，也不争论证据，而是直接怀疑对方的立场。”、“有些辩论者会怀疑对方的个人能力，比如说有没有受过良好的经济学训练等，把这些都拿出来作为指责的条件。其实，如果把争论看成一场比赛，关键的是具体争夺的结果，可是现在就好像在赛前指责对方的身高和体重。”等等，很有针对意义，也是本人所一贯认同，不一一列举。

　　为什么说李教授两次公开发言让人大跌眼镜？

　　容在下一一道来：

　　“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绝对不仅仅是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对象，更主要是一系列的现实的公共问题。即便是在学术层面，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莫不可以参与研究和讨论，由于各种原因，它(他)们并没有经济学(家)这么幸运。

　　李教授这两次公开发言所涉及到的诸多问题，以及其他诸多的改革问题，都应当分为学术层面和现实的公共选择层面这样两个层面来讲。在学术层面，只要依照学术讨论的逻辑和通用规范，前提条件罗列清楚、完整，言之有据，无不可研究，无不可辩论，无不可批判，学术无禁区。在现实公共选择层面，只要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的公民，无论是谁，他(她)都有权利就任何公共问题，在宪法等相关法律的保障和约束之下平等地表述自己的观点、主张以及理由，有权利就他人的相关观点、主张及其理由发表自己的看法、评论、辩论甚至是批判，并且这些主张、辩论、批判以及理由可以完全是非学术逻辑的、非学术规范的。

　　我们先在学术层面上讨论问题吧。

　　李教授的“(大辩论、大批判)历来帮不了忙，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实际是规范性极强的说法。规范分析以及规范结论必须要有明确的规范标准，李教授的“(大辩论、大批判)帮不了忙，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的“规范标准”究竟是什么呢？李教授没有说。我们也难以猜测。作出在国内引发如此巨大反响的规范性结论却没有给出必需的“规范标准”，依照李教授的说法，这种论辩即便在学术层面也是“不健康的”。

　　毫无疑问，这里的“正面”或“负面”得看是相对于谁说，如果以强势群体或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增进为“正面”，我无话可说，提前认输。如果是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增进为“正面”，则完全可以做有足够说服力的列举。

　　另外，我们还可以借鉴李教授的导师Andrei Shleifer的研究范式，学术地分析问题：

　　“

哈佛大学的Andrei Shleifer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在过去十年里开辟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学，通过整理出一百多国家的政治、法律、宗教、文化、经济等方方面面的量化数据，他们对许多旧的和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做了系统的计量统计研究，使停顿多年的政治经济学变得耳目一新。”(陈志武，2006)，

　　就“李氏命题”——“解决利益群体矛盾的时候，并不是让矛盾公开化，相反是制定一些措施，否则可能会起到负面作用”，以古今中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及互联网全面兴起的这六七年)的无数利益冲突事件为样本，一一做验证。在下冒昧瞎猜，“李氏命题”经得住经验验证的几率不超过50%，而“反李氏命题”——“解决利益群体矛盾的时候，矛盾公开化，公开辩论，会起到正面促进面作用”经得住经验验证几率至少超过50%。诸位以为如何？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李教授说，“以互联网为代表，出现了大辩论、大批判形式的讨论。这种讨论实际上历来对改革帮不了忙，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我们实在不知道李教授这里的“历来”怎么出来的！我们看看互联网兴起之后的中国吧：

　　孙志刚惨案曝光之后，以网络为主要平台激烈讨论，而后政府取消了强制收容遣返制度。它的后面没有网络等舆论的压力？

　　实际违反宪法的“劳教”制度据说将在不远的将来取消或收敛。它的后面没有网络等舆论的压力？

　　包括减免农业税在内的农民减负。它的后面没有网络等舆论的压力？

　　政府开始逐步尽《义务教育法》中的“义务”，诸如减免义务教育学杂费等。它的后面没有网络等舆论的压力？

　　制定一系列措施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它的后面没有网络等舆论的压力？

　　国有企业改革更规范地进行。它的后面没有网络等舆论的压力？

　　证券市场中政府行为的规范，大股东(尤其是国有大股东)行为的规范。它的后面没有网络等舆论的压力？

　　考虑流通股股东利益的正在进行中的“对价股改”。它的后面没有网络等舆论的压力？

　　野蛮拆迁的改善。它的后面没有网络等舆论的压力？

　　政府致力于对城乡底层民众生存状况的改善。它的后面没有网络等舆论的压力？

　　改善市场条块分割建立统一大市场(包括取消城乡户籍差别，保障公民自由迁徙权利等)。其后没有新闻和舆论的鼓与呼？没有与保守势力进行斗争？没有批判与反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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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再者，在海峡的对面，台湾今天政治的相对清明以及市场经济的相对成熟规范，难道没有李敖、龙应台等舆论悍将的大功劳？

　　难以想象，作为在美国受过严格学术训练并在同一次公开谈话中特别倡导学术严谨的李教授，怎么能够不顾事实，睁眼说瞎话，随随便便就对一个有一大堆明显破坏性反例的命题说出“历来”这样的武断呢？难道李教授话语之中的“正面”真不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增进”？我们无意怀疑李教授的立场和动机，但是李教授确实有必要明确给出你这里的“正面”和“负面”的判定标准。

　　或许，有人还要拿几十年前的“十年文革”这样的似乎极端难得的“破坏案例”来说事。虽然今天的中国早已经不是“十年文革”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但“十年文革”在这里并非不可讨论。“十年文革”大浩劫难道真的主要是“大批判、大辩论”造成的吗？我们随便罗列几条吧——储安平先生所谓的“什么天下”、“一人一手遮天”、“一人为主少数几人为辅对法治全面破坏”、“公民最基本的人权缺乏保障”(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悲惨遭遇只是一标杆而已)，等等，这些难道不是更重要、更根本的原因？难道它们都是“大批判、大辩论”所导致？“十年文革”期间(以至更早前的“阳谋”之下的“引蛇出洞”)，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确实不少，党的文件写得好，但这些只不过是“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企图的工具和现象而已。当时表面上的“言论自由”、“大乱”其实是极端虚假的。不信，你批评执政党半句不是或者说党主席半句不是试试看。林昭、王申酉、遇罗克、张志新、李九莲等人的悲惨遭遇，并不算是极端异常的典型。

　　在正常的现代公民社会中，大批判、大辩论本身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只可能是在环境不正常并且一些有能力别有用心的人或组织利用它而已。如果只见工具不见根本，进而不批根本批工具，这难道算是很有学术见地？

　　我们甚至还可以再回过头去学术地看一看一个由几亿人几十年支撑起来的庞大的样本群：

　　过去五十多年来，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因为无能力或不敢或“自觉”)不说话、不批评、不辩论，看看过去五十多年几亿中国农民相对于其他一些更有能力辩论和批判的群体，他们过着怎样的幸福生活！这确实能够印证上述“李氏经验规律”无比的正确性。

　　如果由“学术”而“公共”，李教授或许可以这样对几亿中国农民说：

　　农民朋友们，继续等着吧，千万别辩论，会有好的“措施”“正面”促进问题解决的，我们精英和先进的代表都知道你们不容易，你们可千万别批判，别说话，别辩论，因为那样对你们的问题“帮不了忙”，“反而会起负面的作用”。

　　前面已经说过，“中国改革”更主要地是全民皆可言说的一系列的现实公共问题。那我们就更一般地到公共层面去说话吧。

　　李教授“(大辩论、大批判)帮不了忙，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等诸多规范性陈述，事实上存在“潜藏于教授内心深处的规范标准”，这些标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你这(些)个标准(例如，或可能有“效率第一”)大家是否都认同吗？是否已经不需要讨论，而直接由几个精英或者一些先进的代表代为定了就算数？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李教授的潜在意思大概就是这样。

　　在现代公民社会中，在任何时候，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或者侵害公民合法权益，没有什么公共事务是不可以讨论的——尤其是如果某种制度或政策安排真有益于绝大多数民众的福利增进。也没有什么争论是不健康的。如果真不健康，那一定是没有争论充分。中国的公共问题辩论，就好比是小孩子走路，一个很少或从来没有站立走路的小孩子，走路的技术自然可以想见，但是我们能够因此说“因为你走路的姿势不标准，不好看，所以你最好别走”？！

　　在讨论公共事务时，我们必须首先明白现代文明社会中公共问题的“规范性”抉择逻辑。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是现代公民社会解决公共问题的基础。对于社会公共事务，“不争论”的含义就是，让别人代我们思考，决定，自己就象猪圈里的一头猪，而极少数决定者就是上帝，主人。在现实的公共抉择中，如果公共体成员广泛地被一小撮人“强行代理”，其结果必然是：十多亿被强行代理的公民由此变成为十多亿猪猡；载明“从此(1949年)，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由此变成为茅厕里的手纸。

　　有网友针对李教授的发言说得很好，“改革走了弯路，正是因为民众发不出声音。”；“理总是不辩不明,不希望辩论的人只能是不讲理的人。”

　　我们当然知道，李稻葵先生作为国内名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顶级教授，当然绝对不是家里在接近赤贫的情况下被“地产商勾结拆迁公司勾结政府官员勾结流氓”野蛮强制拆迁，也绝对不是曾经被称为“领导阶级”的工人家庭因为国有工厂被贱卖而被强制下岗进而全家失业，更绝对不是全家在农村被村乡恶霸欺负而上访被劳教以至家破人亡还哭诉无门，否则，李先生不会这样讲话。精英讲话就是不一样。人说在公共问题上往往是“屁股决定脑袋”，看来还不能不信，至少大数定律成立。

　　李教授讲：“解决利益群体矛盾的时候，并不是让矛盾公开化，相反是制定一些措施，否则可能会起到负面作用”。我们不知道李教授这里究竟想讲什么“措施”，不乱猜，就往最好的地方想吧，如同一篇文章中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女士那样乡愿一回：

　　“吴晓灵表示，在新的阶段当中，要想更好地推进改革，必须承认不同的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存在，协调利益关系，用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的过程来推进改革。她认为，要通过法律手段界定利益边界，允许不同的利益群体组织起来，相互帮助自我约束，并通过法律的渠道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政府的责任就是要创造和疏通多种表达的合法渠道，了解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协调利益关系，寻求共识，推动和谐社会发展。”

　　问题是，这样美好的“表达的合法渠道”、“允许不同的利益群体组织起来”、“通过法律的渠道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猴年马月才能有？吴晓灵的美丽愿景何日才能成为现实？20年不算是太悲观吧！20年？死一回都又一条好汉了！

　　退一万步说，即便是吴晓灵女士的愿景或李教授并没有给出的某种药方子(“真正形成一个大市场”？)有效，但是它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让大家共同富裕和幸福起来？在此过程中，如果有那么几千万人感觉自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实在难以忍受，连在网上哼唧哼唧希望希望，骂骂咧咧埋怨埋怨(除针对政治公众人物以外当然不能针对具体个人)难道都不行？你这大教授未免也太霸道了吧！

　　再请问，放眼当今世界哪一个文明国家不可以在网上就公共问题“大辩论、大批判”？哪些个国家的执政党以及大牌教授会认为网上“大辩论、大批判”不利于“解决利益群体矛盾”，不利于“和谐”？

　　难以想象，在美国获得社会科学博士学位、在“人权状况至少比中国好五倍”(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沙祖康先生公开语录)的国家的名牌大学教授也能这样想，而且敢于这样公开讲出自己的高论。不佩服不行。

　　网名为“郁郁白马”的网友针对李教授的发言这样说，“知道美国的优势在哪里吗？是上有七嘴八舌的议员，下有无孔不入的新闻记者。以为几个能人，一群精英就可以顺利改革，那是痴人妄想。改革从来都是谈出来的，要谈就要利益最相关的人发出声音。”

　　关于李教授特别在意的“市场化改革”，其实，正如《中国青年报》网络版登载的鲁宁先生的文章标题所言——《民众只痛恨伪市场化改革》，我们相信，绝大多数民众其实并不反对好的市场经济，但是，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有“权贵资本化”甚至“资本权贵化”的苗头，弊端和问题一大堆，李教授也一定知道“好的市场经济”和“糟糕的市场经济”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是“好的市场经济”绝对不是靠“不辩论、不批判”、“闷声大发财”可以自发达到的。当然，这是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这一问题也完全可以并且非常有必要来一场大辩论。

　　就在李教授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美国，现任总统乔治.W.布什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话值得我们牢记——“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毫无疑问，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将统治者关在笼子里的最重要、最有力的工具就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包含它们的民主宪政。将统治者关在笼子里有什么好处？只有那样，国家民族才能真正繁荣昌盛，长治久安，人民才能长久地安居乐业，一如两百多年来的美国、英国、法国等。

　　回头看来，从2004年张维迎教授“净化学术空气”和赵晓先生“不要冒然引爆仇恨国资流失情绪”的呼吁，2005年以来一些人“抢夺新自由主义的话语权”的努力，以及李稻葵教授今天“意料之外又意料之中”的公开发言，总体感觉，象李教授这样想问题的人在经济学界并不在少数。从诸多情形看，中国的经济学家似乎正在滥用和浪费相对难得的话语空间。1941年就曾考入燕京大学读经济学的李慎之先生晚年说，如果有下一辈子，就做一个中学公民教员，为中学生编一套十二册的中学公民课本。看来，李慎之老先生一生的感悟何等深刻！

　　所以，先别说什么博士不博士，教授不教授，家不家，先学习作好一合格公民再说吧。

　　与李稻葵教授及学界同仁共勉之。

　　再，我始终相信，大家的出发点其实都是一致的，这就是“国家强盛，民族兴旺，最广大的人民都能过上自由、文明、幸福的生活”，因此，本文纯粹“就事说事”，对事不对人，言辞有冒失得罪之处，相信李教授和相关同仁一定能够理解，海涵。事实上，就在2月25日，李教授作为牵线人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多功能厅将杨帆、张维迎两个素来被认为是水火不容的学者请到一起，大家共同讨论“如何理性地反思改革”，参加当天研讨会的还有曾声称“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先生，以及曾撰文称“改革共识已基本破裂”的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先生。当然，如果能够再有一流的法学家、政治学家等多领域学者参与那就更好了。无论如何，李教授之如此行为，让人欣赏。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