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大辩论对改革帮不了忙 反而有负作用

　　

    2006宏观经济预测春季年会于2006年2月24日在北京举行，新浪财经独家网络图文直播。图为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佛利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李稻葵。(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2006宏观经济预测春季年会于2006年2月24日在北京举行，新浪财经独家网络图文直播。以下为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佛利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李稻葵的精彩演讲：　　　　

　　今天我想讲的话题是跟宏观经济密切相关的，我想谈一下改革的问题。我发言的题目是“回归基本共识，以发展为目标推动改革在发展中追求和谐”。首先我讲一下为什么讲这 个题目？在我看来，当前对改革有很多争议和看法，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收入差距的扩大。随着市场经济机制的扩大和不断深入，收入差距应该有下降的趋势。但是财富差距的扩大可能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我个人认为财富差距的扩大并不可怕。我们更加关注的是收入差距的扩大，这可能有改善的趋势。

　　第二，我个人认为可能跟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的舆论平台有关系。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出现了大辩论、大批判形式的讨论。这种讨论实际上历来对改革帮不了忙，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这是舆论平台的改变，这一点我在后面有一点建议。

　　第三，由于各种方面的原因，人们对改革成果的期望值有所提高。

　　我认为这三大原因导致了各种各样的争议。它并不是一个新的因素，事实上这方面有时间我还会跟大家讲，解决利益群体矛盾的时候，并不是让矛盾公开化，相反是制定一些措施。怎么办呢？我觉得讨论改革的问题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我们改革的历史和我们25年改革开放的根本共识。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改革的历史的话，我们发现改革与开放，它从来都不是一个终极的目标，也不是最原始的目标。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当初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时候改革与开放还没有完全作为一个目标提出来。在70年代末经过了十年文革的动乱，经过了30年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行，大家产生了一个共同的看法，“富国强民，民族复兴”的目标离我们越来越远。在那个时候，我们跟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并没有缩小，经过30多年计划经济的实行，并没有缩小反而是加大了。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系列的围绕着如何富国强民，如何民族复兴的措施。我们也很快的意识到技术问题、资本问题并不是阻碍我们富国强民、民族复兴的主要问题。我们认识到体制问题是主要的问题，于是提出了体制改革的问题。当时的改革主要参照的目标、经验是哪儿呢？前苏联、东欧国家、前南斯拉夫等等，通过他们我们才思考发现，东欧的经济改革并不成功。从而导致我们更加深入的思考，我们在体制上根本的缺陷。于是才提出来要搞市场经济、要对外开放的目标。所以说，改革与开放它从来不是一个终极目标，它是一个“民族复兴、富国强民”过程中提出来的重要手段或者是中间过程。

　　今天经过了25多年的改革与开放，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吗？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任务其实更加繁重，比当时25年以前的形势更富有挑战性，挑战性更强。为什么这样说？经过25年的改革开放，经过去年年底的GDP数字的调节也不过是1700美元的水平，1700美元的水平也仅仅是刚刚离开美国最穷家庭的水平。与此同时，这个挑战性更强。为什么这样说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碰到了未富先大的问题，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经济大国，我们在改革开放早年提倡的回避争议，回避冲突这样的发展战略，

中国经济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引起了很多的猜疑。以至于各种各样的贸易保护的措施都是针对中国而来的，还包括各种各样舆论上的压力都是针对中国经济而来，不完全是意识形态的，很多是经济利益的。

　　另一方面未富先大碰到了资源的限制。如果简单的照搬世界发达国家的生产模式，我们中国的模式肯定不能赶上发达国家水平。这是简单的算术问题，世界资源的储备远远不够。像中国这样子的国家能够赶上世界发达国家，这么一个繁重的历史任务，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13亿的国家，在这么大的规模上全面的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的先例。所以在我们的生产技术、消费模式，乃至于我们的经济制度上还必须做出探索性的、创造性的努力。这就是我们25年以前提出的富国强民、民族复兴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怎么办呢？我认为在这样的形势下，唯一能够使得我们能够恢复到当时改革开放的初衷，就是要强调我们的基本共识。也就是说为了进一步发展，我们必须要深入改革，一定要抓住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根本体制上的问题。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改革。

　　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两个相关的问题。

　　第一，内需不足。

　　这个跟我们的国际环境是紧密相关的，内需不足就是说，长期以来我们是靠出口，靠外部市场来拉动我们的增长。

　　第二，产能过剩，全面的产能过剩。

　　这两个问题有深刻体制上的原因。生产内需不足的问题，在我看来它反映的本质是什么呢？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在这个奇迹上如果把它形容成一个大车的话，搭上大车的人还远远没有那么多。这部分人是什么人呢？一部分是农民，还有一部分是我们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农民。这部分人为什么没有搭上经济发展的大车呢？是因为他们没有融入我们大市场体制，当然会出现内需不足，消费不足的局面。原因是什么？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也可以参与生产过程。严格来说，在消费过程中没有完全参与，打工是可以的，进城是可以的，但是他们很难成为城市的居民，他们的生产模式、消费模式还停留在传统的农村消费的模式上面。

　　最近以来有一个说法，农村的边际消费能力是低于城市的，农民多挣一块钱，他拿出来的消费能力是低于城里人的。农村的平均消费率是等于城里的平均消费率的。去年世界银行有一份报告，通过调查明确的发现了一个现象，农村的消费率的确是低于城里人的。这也证明了农民没有搭上中国经济大发展的大车。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向体制改革要答案，向体制改革要出路。就是说要促进尤其是劳动力，要真正形成一个大市场。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大国的最大优势就是大市场，劳动力要不要流动这是一个大问题。从目前来看并不是促进生产，农民可以加入到城里的一家工厂，能够产生我们消费模式的转变，能够使得我们大城市继续扩大规模，能够使得我们城市的数量扩大，能够使得城市化的进程扩大，能够促进我们的消费，促进我们的经济大气候的形成。

　　这是关于内需不足的问题，内需不足的问题在中国建立劳动力大市场，还有另外一个含义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经济发展过程更加和谐，我会在下面阐述这个问题。

　　下面谈另一个问题，影响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根本性问题是什么呢？产能过剩背后也是有深刻的体制问题的。在我看来产能过剩不光是短期内发改委通过政府手段控制的，更重要的是经营体制改革相对而言比较落后而导致的。原因何在，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地方政府的追求政绩的初衷；另一方面也是来自于我们企业投资的行为不合理性。

　　不合理性一方面没有受到来自于外部投资者的限制，包括银行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公司治理结构落后导致的。如果我们看一下公司资产数据的话，主要来源不是银行，主要是来源于企业游离。为什么企业愿意拿出这么多钱游离投资呢？在外资企业里面，是要征求外部投资者的意见的。在我们的企业里面，企业内部人、企业经理人员并没有征求外部投资者的意愿。所以大部分的投资并没有返还给投资者。我们一块钱附加值的分配资本所得比重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资本比重，它们一般是25%—40%。从上面来讲，不光是我们国家的

商业银行运作要改进；另一方面我们公司治理结构也要必须改革，要形成对企业内部人投资的约束机制。

　　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是退出的问题。在一个正常的，在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情况下，利润不足的情况，很自然应该经过产业的调整和整合，会出让给利润比较好的企业。要达到企业整合，要达到企业控制权的转让，这也需要一系列的

资本市场相关的政策和体制来配合。这也是反映了金融体制改革的落后，导致了产能过剩的原因。

　　在改革中追求和谐，按照刚刚的思路是发展大市场，促进劳动力，改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社会和谐的过程。刚才我说了中国经济主要的收入差距实际上是城乡差距，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是远远低于农村内部的。刚刚大市场的思路，实际上也是一个拉平城乡差距的过程。随着经济发展的过程和改革的进程，政府的财力也能够加强，政府能够以更大的力度来投入到基础性的产业。从长远来看对社会总体而言有极大的帮助。实际上我们看一下发达国家，最主要的收入差距来源是受教育水平的来源。如果我们政府能够在教育里面加强基础投入的话，从长远来讲是有极大帮助的。

　　最后谈一下最近以来一些相关的关于改革议题的提法。我个人认为可能不见得是重要的改革方向，刚才我们谈过统一大市场和基础投入，我认为这是几个主要改革的方向。其他的改革方向，例如是不是要利益明确化，给他们一些条件，给他们一些机制，让他们把他们的声音反映出来，是不是要在短期内大幅度的促进我们的法制改革。我个人认为这可能不见得是改革的重点。我认为利益集团的问题不宜公开化，对于法制问题我想在短期内不见得能起到正面作用，可能会起到负面作用。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