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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评论专栏作者 童大焕
有人说当前的中国社会到处弥漫着悲观的情绪，但我的内心充满着乐观的精神，因为国家正在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每一个中国人已经而且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选择和自我实现的机会。伴随着这种自由和开放，是信息的自由和开放，让我们看到了自己在阳光下的大量阴影———许多人的悲观，是缘于对这种阴影的“初次不适应”，而我的乐观，则
是因为它让我们看问题看得更全面。只有看到阴影，才能避开陷阱。
从旷日持久的国企管理层收购之争，到自下而上对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的全面反思与质疑，有人认为改革的共识已经破裂。但我认为这正是民主意识在言论领域的体现，不同利益集团逐渐获得了和平的表达渠道，“异议”的存在不是社会的阻滞和倒退，恰恰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
借助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代传媒技术，中国的未来改革，将时时处处表现为思想观念和利益表达的大冲突、大交锋。这是科技文明赐给中国的千年福音和大好机会。
在“每个人都是作家，每个人都是学者”的互联网时代，可能会有知识精英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可能会有政治精英觉得权威受到了挑战。今年2月24日，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演讲中，就批判了将利益群体矛盾公开化的做法。他说：“以互联网为代表，出现了大辩论、大批判形式的讨论。这种讨论实际上历来对改革帮不了忙，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他认为解决利益群体矛盾的时候，不能让矛盾公开化。
公开矛盾会有什么副作用，李先生没明说，估计也说不清楚。但他鼓吹的把矛盾捂起来、在非公开状态下制定措施的做法，恰恰是诸多社会矛盾积重难返的总根源！没有公众参与，许多改革都难免只照顾到强势阶层自身的利益，而把“边际成本”统统推给了团结成本极高的庞大弱势群体。至于如何循序渐进地“公开”，则可以也应该趋利除弊，有分寸地把握。
任何时候，改革都不应该成为精英阶层的专利，那种认为改革的话语权只能掌握在少数精英阶层手里的观念和做法必须坚决摒弃。什么叫改革？改什么、不改什么，改革的轻重急缓，都可以讨论；在真理面前、在法律面前、在权利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无权垄断诸如改革、发展这样的概念。改革的起点和目标，恰恰也不是许多人一再强调的所谓“基本共识”，而是要充分尊重知识不同识见、不同利益，实现“非共识”下的和平共处，这样的一种“共生”状态，才是和谐、民主、自由社会的常态与本来面目。这就是我们应该强调的“改革新思维”———从强调“共识”到强调“非共识”下的“共生”。
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恰好是一个看起来充满各种冲突的社会。尊重不同利益、不同观念之间的差异，同时建立公正的制度使得不同的利益与观念能够开放而和平地相互竞争，国家才能够实实在在地走向大治。古人所谓“同不可相治，必待异而后成”；国际上甚至有跨国公司强调，没有得到反对意见的方案一律不得通过，遵循的正是这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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