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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若渔
“以互联网为代表，出现了大辩论、大批判形式的讨论。这种讨论实际上历来对改革帮不了忙，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2月24日，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2006宏观经济预测春季年会上作了题为“回归基本共识，以发展为目标推动改革在发展中追求和谐”的演讲，批判了将利益群体矛盾公开化的做法。
李稻葵先生的“高见”显然暗藏丘壑。在我看来，他的“大辩论无益改革”的论调，实质就是企图取消公民对事关自己切身利益之改革的发言权，使其像一个木偶似的逆来顺受，成为精英意志惟命是从的仆人。
按照李先生的逻辑，既然改革不需要大辩论、大批判，那么，他对“利益群体矛盾公开化”的批判又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道理呢？这显然是一个悖论。悖论还不止于此，既然李先生要“回归基本共识”，那我想问，共识到底是怎么达成的？不辩论、不讨论，如何达成共识？难道李先生说的话就天然地成为了“共识”而不需要讨论？这完全是一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精英主义霸权。
毋庸讳言，作为一项史无前例的改革，谁都没有资格以真理的绝对掌握者自居。这个时候，公民讨论就成为一种必需。也正是在多种意见的碰撞和交流中，真理才会逐渐水落石出，以致达成改革“共识”。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讨论过程的必须性和正当性———这不能被理解成一种偏激的民粹主义倾向，而是宪法赋予公众的权利，是到达真理惟一的途径。
归根到底，真理的达成不是一种意见、价值、观点，从精英———媒体———大众这种单向度的传递路径，它是一个相互碰撞和相互妥协的过程。如果没有公众的大范围参与、大范围讨论，那改革的过程很可能陷入“毕达哥拉斯式的会道门”———在有限的圈子里，互相亮出手心的五角星，最终使得改革成为为少数人谋福利的工具。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在改革的道路上确实出现了一些激烈的甚至是伤害性的言论。但为什么不能把这种言论当成是观点博弈的必要代价呢？事实上，对于改革，就现在来看，不是公民讨论太多，而是太少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仅仅因为有了“害群之马”，就对公民参与改革讨论的过程全盘否定，那不仅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更是对公民权利的莫大伤害。长远来看，这才是对改革最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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