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开明：公共安全首先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首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于2006年2月22日在北京举行。新浪财经独家图文直播本次论坛。图为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首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于2006年2月22日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全球责任 共创和谐”。新浪财经独家图文直播本次论坛。以下为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演讲实录：

　　刘开明：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感谢《中国新闻周刊》邀请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些经验。我觉得刚才几位讲演者已经给了我们非常多非常好的数据。大家都知道今年有很多数据 让我们感到非常兴奋，在过去27年中间，中国的经济增长达到9.6，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我们去年的外贸进出口已经达到14000亿美金，成为第三大外贸体。刚才刘院长给了我们一个触目惊心的数据，这个经济增长的背后是那么多生命付出来的，跟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就是工人生命安全。所以这个题目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公共安全与企业社会责任”。

　　什么是公共安全？我想首先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刚才孙立平教授讲到了社会风险，的确由于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已进入了高风险的社会，什么是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从商业领域特别是大公司来说，就是控制社会风险。我们孙立平教授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叫“断裂社会”，中国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风险？因为我们的社会已经处于一个断裂的社会。刚才讲到中国的“官煤勾结”，“官煤勾结”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政府作为维护公正和底线起到了非常不好的示范。而我在去年11月份曾经到过日本好多个工厂，我感到非常的感慨，有很多工厂他们从来没有政府官员去过，有个工厂是1953年成立的，只有1953年成立那一天有官员去看过工厂，但是这个工厂完全遵守法律。为什么中国不能遵守，同样在香港的火车司机在香港非常守法，在中国就不能守法。我觉得这给我们非常多的启示，这是我们探究中国社会底线在哪里？中国社会安全意识在哪里？这个风险为什么会形成？

　　因为中国劳动白皮书刚刚出版，我写了一篇工资和工作时间，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全世界的劳工运动所积极追求的，也是整个社会可能发生裂变或者孙教授所说的“断裂社会”的核心。我在写这一章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在过去的27年，

中国经济增长非常快，但是经济的增长裂变也非常快，鸿沟非常大。我用了两个词，我们发现工资越来越高的，跟我们体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工资越来越高的，工作时间越来越低。大家可以从财政部网站上得到一些数据，在过去的十年中，应该说到2003年，我们中国的国有资产总额是17.4万亿人民币。但是从1993年到2003年，我们从中央的地方财政仅仅有121亿的收入来自国有资产，是2001年的减持收入。大家知道由于国有股减持导致了一些投资人以6000千万股民的名义来向政府要挟。除了这221亿，从1993年到2003年，我们从中央财政到地方财政，没有看到过国有企业向财政交一分钱。但是在这十年中间，我们中央和地方财政给国有企业投入的钱超过一万亿人民币，也就是一年一千多亿人民币。这十年中间，中国经过了最大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是说有390万人下岗。我们国有企业获得了大量的资源，我们获得了全国财富，但是我们有没有承担社会责任。为什么会这样？而且国有企业由于大量的下岗，导致很少的人留在国有企业，只有到2004年有4300万国有企业的员工。像中国石化、中国石油这些公司他们的员工工资非常之高，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平均工资也非常高。但是国有企业包括政府雇员，政府事业单位的雇员，我们在2004年只有全国第二、第三产业雇员总数的17.8%，是全国劳动者的9%，也就是我们资源集中到这些部分，但是我们大量的劳动者的收入越来越低，而另一批私营企业的员工收入越来越低，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从马克思时代开始，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要求提高工资，但是我们做了几十年以后，我们普遍的劳动者，80%的劳动者工资越来越低。2004年调查显示，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外来工在过去12年只涨了18块钱一个月。但是那个地方的生活指数增长了3%倍，这个工资是远远不能支撑我们工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我们在过去很多时候，另一个领域，非公有制企业的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最低工资的问题。在过去的四年，我进过沿海地区的三百多个工厂，从北到南，最低工资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有最低工资的法律，比很多国家都先进，我们最低工资的规定明确要求各地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时候，应该参照当地的平均工资水平，应该达到当地平均工资水平的40%到60%，我曾经对比过2002年到2004的中国沿海七个接纳外来工的省市，我发现只有天津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天津平均工资的40%，而天津2002年到2004年工资差距在逐渐拉大、逐渐往下走。而我所来自的城市深圳最低工资在2004年只有平均工资的18%，我们知道深圳的收入是最高的，而深圳在1987年以后就是一个外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市，深圳有1200万人，其中有户口只有127万人，没有户口的有1055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另一方面，就是工作时间的问题，我们知道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实行“朝九晚五”，我们2004年根据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数据，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天，每天平均是9.4个小时。所有的农民工平均工作时间不能够每周休息一天，正是由于这样大量的投入工作时间，使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如果把这两个数字连在一起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那么快，中国为什么现在出现了断裂社会，导致那么多的罢工，那么多的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最大的威胁，也是我们安全生产的最大的威胁。安全生产不仅是煤矿，我们全世界都关注煤矿，我觉得制造业也是非常大的问题，比如2003年广东就有96663人得到补偿，当年广东的劳动者是6千万，除了这个作为社会公共安全、社会稳定所应该考虑的社会保险，我们现在的农民工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劳动力，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但是大多数人没有受任何的社会保障，未来十年以后他们怎么办？二十年以后怎么办？我觉得是我们谈社会责任，谈公共安全所必须考虑的。

　　社会公共安全，政府有很大的责任，因为大量的雇员都是在商业部门工作的，我觉得有最大的责任。刚才张俊峰讲过社会责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全民，首先是企业，要有这个意识来遵守法律。然后我们成功的企业不仅应该确保自己企业保障员工的权益，也应该保证自己产品

供应链的过程，都应该符合基本的人权保障。比如耐克的一双鞋，它不仅仅是耐克创造的，应该包括他们所有的工人创造的，这就是供应链。为什么我们关注这个问题，我们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跨国公司应该来做。公共安全最大的要素就是每个人必须行动起来，包括商业部门、包括政府、包括NGO、包括媒体，我们都必须合作起来，这个不是工人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的问题，是涉及到我们未来能不能也像今天这样安然地坐在这个地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