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蒙：吴敬琏担心是多余 改革到底是为谁服务

　　阿蒙

　　狗年伊始，对中国改革的反思又掀波澜。

　　有人考证，我国汉字中带“犬”旁的字达几百个。自古以来，狗常遭世人贬斥：狗苟蝇营、狗急跳墙、狗仗人势、狗延残喘、狗改不了吃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狗眼看人低、 狼心狗肺……然而，狗很忠诚。俗话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清代李勉有诗云：谁家庭院自成春，窗有霉苔案有尘。偏是关心邻舍犬，隔墙犹吠折花人。狗年谈狗，自然把矛盾的情绪宣泄给我们的思维，对中国改革的反思在不经意中添了一份理由。

　　日前，吴敬琏评价说，一些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老近卫军”，利用大众对我国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和学界人士对改革和发展中一些问题的正当质疑，重新提出十几年前已经提出过的“取消计划经济，实行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命题。他们指称过去20多年的中国改革，是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主导的，执行的是一条机会主义路线，或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路线”。吴敬琏说，这些人正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

　　在此，笔者对吴敬琏以上观点不敢苟同。

　　诚如吴敬琏所说——目前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的确面临着崭新的阶段，需要对过去进行认真的反思，对未来进行慎重细致的规划。在这个时刻，每个经济学家都有责任为这种反思和规划提供自己专业性的思考。在这里，既然“每个经济学家都有责任”，吴敬琏干吗要搬出“老近卫军”，又“自残”为自己或别人反扣“机会主义”和“自由化”大帽子呢？须知，中国改革都20多年了，所谓“老近卫军”早都“入土为安”了，僵尸腐肉还有人企图招魂啊？鬼都不信！

　　因此，吴敬琏所谓“这些人正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之担心，是完全多余的！

　　事实上，我们在对改革的筹划和实施，以及对改革的评价和反思中，我们一直坚持不放的是“纯经济”标准，没有去触及或关心改革的“社会性”后果和结果，以至辩来辩去并没找出公众满意的答案。

　　一月初，在《改革不是儿戏 经济学家不能当冷血动物》里，笔者曾说：国有企业改革是系统工程，也是历史工程，改制、重组、退出、上市等等，应该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不是国资委“一家之言”就可以摆平的，更不能囫囵吞枣、报些数字或抛一批企业、上市几家公司就搪塞交差了。否则，就是虎头蛇尾、遗患无涯！也有悖于国资委成立的初衷和肩负职责。尤其要说的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在提及改革的时候更要更多谈些责任和人道，不要动辄就“现代企业制度”或“法人治理”的，将改革和发展的目的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一句话——国企改革不能儿戏，也不是儿戏。

　　改革不是儿戏，更不是经济学家一家之言就能决定了的。经济学家也不要过分地抬举自己，以免自找苦头自己为自己背上历史的十字架，还要饱受诅咒。

　　宏观视野看。改革既是社会工程，也是历史工程；既是经济工程，也是政府工程。因此，在探讨改革、分析改革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学家就必须胸怀远大、目光高瞻，尤其是不能把思维“掉到钱眼里”了。

　　二十余年来，改革天天讲、年年谈，但改革的“属性”是什么呢？似乎并没引起怎样足够的重视，几乎被改革成果和成就等等“美丽”掩盖了。腾然回首昔日星辰——改革到底是为什么人服务的，听起来似乎简单幼稚，但这却是一个大是大非、事关改革成败的核心命题。

　　六十四年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作总结时曾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

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认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同样，我国的改革已经走到目前地步，改革的中心问题是什么呢？至今似乎还没有一个清晰的结论！我们的改革是为群众，并考虑怎样服务群众了吗？

　　接着，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他说：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O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

　　同样，反思一下我们所开展的改革，改革是为什么人的？这个早该解决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呢？还有没有——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呢？

　　在解决了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后，毛泽东又指出：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

　　在此，我们一谈改革，动辄就是改制多少家企业，或抛掉多少人包袱，标榜所谓一次到位的彻底改革——好比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而是从空中去提高的。至于从什么基础上提高的，又能够提高到哪儿去，纷争的社会万象和错综的社会矛盾已经给出了鲜活的答案。

　　一句话：改革到底是为谁服务的，该好好问问并作出反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