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蒙：张五常用自己的论据打倒了自己的论点

　　不得不佩服，张五常毕竟是杆“老枪”。

　　“反对补贴农业，因为这会害了中国农民”，这话也只有张五常敢讲。

　　话说过来，老枪也有走火的时候，不是打自己，就是打别人，或者悠忽出一个“哑弹”，把别人和自己都吓一大跳。张五常所云，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补贴农业有一 万个理由，反对补贴只有一个，或者明目张胆的只有一个。

　　为给自己论点找论据，张五常先生颇费了一番心思。

　　先生说：少小时曾经在广西的农村捱饥抵饿，对农民的苦况知得清楚，而农作的程序早就耳闻目染。长大后，三十岁，动笔写《佃农理论》，对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农业资料知得详尽，其后在芝加哥大学教过农业经济。两年多前再搞摄影，去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山水话神州》的摄影集，对农民全面颂赞，可能是唯一的以中国农民为主题的艺术摄影书了。在此，我们完全理解先生的情感，也能体味先生阅历的点滴，但情绪不能替代理智，主观不能掩盖客观。过去的《佃农理论》已很难适用于现在的农村和农民，“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农业”与现在的农业更不可同日而语。

　　先生还说：我们可以鼓励他们留于农业，也可以鼓励他们转到工商业去。前者不智，后者可取。人多地少，耕地更少，农民的人均耕地不及两中国亩，生活不会有奇迹出现。我反对补贴农业，因为这会鼓励农民留，长远一点看是害了他们，也害了国家。

　　其实，从字面上理解，先生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但农民留与不留并不是一个农业税就能决定了的。如同先生说的那样——这些年农业税原本是中央财政收入的一个很小的百分比，而年多前起好些地区开始不抽。有些地区按农民户口抽人头税，下降了。这样看，从农民的收入衡量，最近废除农业税对农民的帮助不大。既然不大，那么怎么会得出“害了他们，也害了国家”的结果呢？

　　所以，张五常先生所说的“反对补贴农业”事实上是一个伪命题。也就是说，先生用自己的论据打倒了自己的论点。不是伪命题又能是什么呢？

　　从概念解读。农业税是国家依法向从事农业生产并取得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长期以来，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所以习惯上又称为“公粮”。1958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统一了全国的农业税收制度。《农业税条例》是农业税的基本法律。各地实际执行时可以根据不同情况确定所属地区税率，但最高不得超过常年产量的25%。

　　从历史沿革看。《左传》记载：“宣公十五年秋七月，初税亩。”春秋时期的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成为征收农业税的最早记载。从那时至今，中国农民缴纳 “皇粮国税”延续了2600年。在1949年至2000年的52年间，全国共从农民手上征收了7000多亿公斤粮食。从2000年开始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后，原来由农民负担的费也被纳入税里，农业税比例有所增加。2004年，政府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

　　据统计，免征农业税、取消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减轻农民负担500亿元左右，至2005年已有近8亿农民直接受益。如今，立法机构通过表决，将存在2600年的农业税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了。

　　分析认为，废除农业税条例，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但是从深层次来说，它标志着中国的政治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立法机关真正意识到法律的终极价值所在；废止农业税条例，充分体现了公民的意愿，保护了农民的利益。2001年，清华教授秦晖发表以一篇题为《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的论文。2003年，温家宝总理在此论文上作出批示，由此定律世人皆知。仔细思考，与其期待世人皆知，不如期望警钟长鸣吧！

　　话说，所谓定律不过是一个经济现象。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中他对唐至明的历次田赋税制作了比较和分析，发现历代王朝都会鉴于农民的不堪重负，改费为税，进行改革。此类改革都会在一定时期内开创“向来丛弊为之一清”的局面。但是时间一长，政府淡忘了变“杂费”为“正税”的改革，又会巧立名目，将各种摊派之“杂费”推出，而不顾“正税”中已包含“杂费”的事实，结果旧“税”不去，新“费”又来，农民赋税加重；以后又再度出现将“杂费”转入“正税”的改革。如此循环往复，每改一次，农的赋税愈来愈重。

　　当今，为走出定律怪圈，有人提出：一是让农村变成工商型的社会，二是进行现代意义上的政府体制改革。前者使政府的开支不再依赖农业收入，后者则可以从根本上堵住政府自身膨胀的路。对此，中国农民早就作出了回答。远的不说，看看数以亿计的民工返乡潮，置身于从传统中走出的现代农民和民工大军当中，你就会感到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都正在转型。假如有空，再去小集镇走一走、瞧一瞧，农村也好、农民也好早就是今非昔比，尤其是他们在思想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般变化。

　　一句话：我们不能用传统农民的思维去看待农村、农业和农民了！否则，将会把别人和自己都吓一大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