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补贴农业不可取

　　

新浪专栏作者张五常。(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张五常

　　少小时曾经在广西的农村捱饥抵饿，对农民的苦况知得清楚，而农作的程序早就耳闻目染。长大后，三十岁，动笔写《佃农理论》，对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农业资料知得详尽，其后在芝加哥大学教过农业经济。两年多前再搞摄影，去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山水话神州》的摄影集，对农民全面颂赞，可能是唯一的以中国农民为主题的艺术摄影书了。

　　有上述背景，我的心在哪里不言而喻。客观的经济分析呢？也是站在农民那一边。从经济逻辑的角度考虑今天中国整体的发展，只要农民的生活能在市场的运作中大幅地好起来，其它的不用担心。换言之，一日农民的生活没有大改进，中国不可能真的富强起来。有看头的工商业发展出现了，北京的政绩不可抹，但归根究底，主要是农民转到工业与建造业去，落手落脚地把国家建设起来。

　　国内的青年热情有余而理智不足。报道对中国农民的实况说得不尽不实，误导了热血青年。这几年农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进，但众说纷纭，要怎样继续不是简单的学问。人口百分之六十是农民，但对国民总收入的贡献只有百分之十三点一，反映着林毅夫的师傅基尔‧庄逊和我数十年来的主张是正确的：中国要大量地鼓励农民转到工商业去。

　　我绝对不相信中国的农民是天生蠢才。上帝说，他们的天生本领与你和我的打个平手。如果中国的经济改革能达到农民在人口中的百分比与他们在国民总收入的贡献百分比大致相若，就大功告成了！当然，说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六十是高估了的，因为今天不少农民兼职工业。这兼职重点我们没有数据，不容易有，可能永远没有。不要管这数据吧，因为目前中国的农民人口无疑还是太高了。

　　协助农民，我们可以鼓励他们留于农业，也可以鼓励他们转到工商业去。前者不智，后者可取。人多地少，耕地更少，农民的人均耕地不及两中国亩，生活不会有奇迹出现。我反对补贴农业，因为这会鼓励农民留，长远一点看是害了他们，也害了国家。

　　最近北京推出两项协助农民的措施，处理得当都可取。其一是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布的，于今年一月一日法定废除农业税。其二是早一天公布的，大幅增加农村的教育经费。是不简单的学问，但这两项如果处理得好，会是一个重要的农业革命，处理得差则很头痛。

　　先谈废除农业税吧。这是废除一九五八年设立的农业税。其实应该说是废除土地耕耘税，因为渔业(鱼、虾、蟹，不管咸淡水)、牧业(牛、羊之类)、畜业(鸡、猪之类)、果业(荔枝、龙眼之类)等，皆不取消抽税。加工的农作物也不免，例如免黄豆不免豆腐，免花生不免花生油。

　　这些年农业税原本是中央财政收入的一个很小的百分比，而年多前起好些地区开始不抽。有些地区按农民户口抽人头税，下降了。这样看，从农民的收入衡量，最近废除农业税对农民的帮助不大。有两点重要。其一，这次是立法废除——取消一九五八定下来的——而立法废除不容易再回头。其二，在此前有农业税例的雨伞下，有些地区政府用种种理由及不同的形式向农民左抽右抽，导致纠纷频频。这次法定废除农业税，清楚了断——虽然我们还不知道牧业与渔业等的税例保留还会有什么纠纷效果。

　　余下一个问题。好些工业发展欠佳的地区，其政府立刻投诉，说废除农业税使他们经费无着，听来可信。北京当局不可能没有想到这方面，而他们准备怎样处理我没有资料。

　　这里要谈的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有趣问题。补贴农业会鼓励农民留于农业，不智——姑勿论像日本与韩国那样大补贴把整个国家的经济压下去。这里的问题是：废除农业税，会否鼓励农民留于农业呢？传统的经济分析说会，是浅见；我说不会，而且认为处理得当，废除农业税会鼓励农民离开农业。

　　正确的分析是这样的。一个没拥有耕地的农工，在农作劳力不减的情况下，竞争局限不变，不会因为废除了农业税而使工资提升。废除农业税的主要效果，是使耕地的租值上升。目前完全没拥有耕地的农工很少，废除农业税使农民的收入上升(上升不多因为原来的税不多)，是因为他们拥有的耕地的租值上升了。

　　这里的要点是如果耕地可以自由租出，租值的增加会鼓励农民弃农转工。这是说，补贴农业不可取，因为要留在农业才可以拿得。废除农业税有别，因为耕地的租值上升，转让或租出，农民转到工业去会多一小点后备的米饭钱。这是经济学。大致上，目前农民承包了的土地是可以租出去的(称转包)，有些地区很自由，有些手续略嫌麻烦。北京要尽早清理租赁农地的手续，维护有关合约的履行。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农转工的人数增加，农民的劳力工资会上升。这上升会压制耕地的租值。换言之，废除农业税，可能只协助约束这几年因为农转工的人多而导致的耕地租值下降。不少地方，尤其是南中国，出现了

民工荒，农民的劳力工资上升得快。空置的耕地在某些地区开始出现，租值的维护要靠耕地自由转让或租赁与农产品的价格上升，而废除农业税会帮一点忙。这几年农产品的价格是上升了，二○○四的升幅比较大，还要再升的。千万不要心急地引进政府托价或补贴农业等政策，得不偿失。

　　周其仁和我都认为在多种问题下，中国的农业还发展得好，健康的。来来去去还是我三年前提出的老问题：要批评中国的经济政策容易，但人民的生活改进得那样快，制度上一定是做对了些什么，对得非常对。我又想到一九七九年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一个经济走对了路向，可以承受得起很多傻政策的蹂躏。

　　要担心的问题是：政策这里错一点，那里错一点，一点一点错很多的，不良效果不易察觉，但到一旦察觉时，兵败如山倒，因为错点太多而无法挽救。贝加不敢看好中国的前景，是基于其它先进国家的傻经验，不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