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中国要来一个农业革命吗

　　

新浪专栏作者张五常。(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张五常

　　二百年前英国的工业革命，不仅历史必读，今天的英文字典有这一词。该革命起于纺织机加进两个新发明，大幅地降低了纺织成本，又因为纺织机为此增大，小家庭放不进去，促成了工厂制。今天中国的工业发展，从震撼性与影响力看，比昔日英国的工业革命大有过之，可说是另一场工业革命，只是将来的历史学者多半不会懂得怎样处理。

　　今天中国的工业发展也基于两项发明，比纺织机的两项更富想象力。其一是九十年代初期起，中国成功地引进外资科技，主要是靠不知是谁发明的以合资合约代替专利租用合约。后者我曾经花了一个基金不少钱，劳师动众作过几年研究，知道不容易履行。但当两年多前一位同学拿出几份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合资合约，求教于我，我一见大惊，说：“这些是专利租用合约的代替，怎会有人想出这个好主意？”其二也不知是谁发明的，那就是我数次提到的促成地区之间有激烈竞争的制度。上述两项是制度上的发明，了不起，可惜发明者无从考究(多半是迫出来的)，说不定将来写中国经济史的一无所知，跟着今天胡说八道的舆论乱写一通。

　　只听过工业革命，农业革命没有听过。难道在工业搞得如火如荼的今天，中国要来一个农业革命，加以协助乎？有可能，但要看北京怎样走下去。先考虑其它两个与中国情况相近的国家吧。一是日本，二是韩国。跟中国一样，这二者皆人口密度高，天然资源平平，但经济曾经发展奇速，使举世瞩目。这两国与目前的中国有别。他们保护农业，大搞农业补贴，拖住了经济发展的后腿。说到资源局限类同，不利，但经济发展奇速，因而可以相提并论，中国不会找到比日本与韩国更适合的例子了。日本曾经红极一时，但一蹶不振已经有二十个年头了。韩国曾经把日本仔吓得要命，但经不起九七金融风暴的蹂躏，之后卷土重来，本领不小，但雄风不再。

　　今天轮到中国。这个经得起天安门事件的国家，视金融风暴若无睹，迅速的经济发展连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最近听到在农村的处理上北京要仿效韩国。好学唔学乎？不会吧！韩国拜日本为师，有类同的不幸效果。我到过日本几次，说实话，没有一餐吃得饱。印象最深刻是一九八二年，在东京，见到一粒葡萄零售一美元，一只

西红柿零售五美元，走火入魔，是保护农业加大补贴的结果。当时我想，以美元算日本的人均收入直线上升，但吃不得饱，代表着什么呢？再过三年，我发表了《日本大势已去！》。

　　为恐国际上有什么风吹草动，农产品要自供自给，是杞人忧天。世界上没有比农产品有更具竞争性的物品供应。另一方面，强而为之，中国的“自给”形势不是那么差。渔业，不管咸淡水，用上新技术，产量大升。君不见，这些年基围虾与大闸蟹的价格不是跌得不知西东吗？畜业(鸡、猪之类)也有新法，用地不多。果业盛行着成功得很的山头种植，尤其是南中国，加上有海南岛，外地禁止供应也就算了。蔬菜、瓜瓜豆豆之类，炎黄子孙喜欢吃的，用地不多但要劳力密集。价格是升了，但还不算卖得起钱。我重视蔬菜的价格，因为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们可以单看蔬菜价格的稳定变动(与风雨无关的变动)，就知道中国农民的收入变动，大约的，很可靠。

　　长远一点看，牧业产品是要进口的，棉花也要，而最需要的是谷类了。后者，抢着供应的国家多得很。我不懂政治，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不学香港，让商人处理农产品进口。年多前上海两次缺米，我敢跟任何人打赌，商人自由处理进口这短缺不会出现。

　　在读者反响很大的一连三期的《扶贫何价？》中(见《还敛集》)，我指出扶贫有中性、负性与正性之分。负性为祸，正性为善。前者是指社会的扶贫成本高于贫者得到的利益，后者却相反。我们可以用同一角度来衡量协助中国农民的取向。保护或补贴农业肯定是负性的，社会成本远高于农民得到的利益。罄竹难书，只看日本与韩国的经验就足够。

　　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公布，今后五年中国将会增加农村教育经费二千一百八十二亿，是很大的数字。虽然我历来反对补贴教育，但中国的农村子弟是另一回事了。一般而言，人穷永远是因为知识低。除非主事的众君子胡作非为，补贴农民教育一定是正性的，处理得好，正性的社会效益会很高。这与补贴农业的大负性有天渊之别，一正一负，取舍没有困难吧。再大的农村教育经费我们也不容易反对。

　　补贴农业教育办得好，办得非常好，中国就真的是来一个农业革命了。不是鼓励农民留于农业，而是知识的增加会鼓励他们转到工商业去。美国的农民子弟一般有大学教育，没有几个留于农业，要靠墨西哥的“非法”农工耕耘收成。因为农地的性质与供应量很不相同，中国不会走美国的路。如果中国的原料与农产品从目前的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三点一上升至百分之二十左右(这要算进无可避免的农产品价格上升)，农民(兼职的化作全职算)下降至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中国的经济改革有大成，而我认为处理得当，这目的不苛求。遍走神州，我的感受是农民兼职工商的很多。若如是，教育经费处理得当，再加二十年就差不多了。

　　有两个大问题。其一众所周知，政府任何补贴，混水摸鱼或上下其手的行为不容易避免。北京要不是派出几个像薄熙来那样的人马主理，就应该考虑委托私营或民营的慈善机构从事。民营本身出一元，政府补贴一元，五五分账，经费自动提升一倍。如果民营的挂羊头，卖狗肉，上下其手，或像诸葛孔明说的作奸犯科，杀头算了。

　　其二更头痛，那是教育要怎样教才对。我对一般教育专家的观点绝不苟同。三十年前，有七八位在香港没有大学收容的学生跑到美国拜我为师，只教几句——来来去去都是那几句——他们就读得出人头地，今天一位享誉国际，其它皆职业专材。这几句话可见于拙作《不是专家谈教育》，更全面的可见于结集《五常谈教育》，曾经传诵一时的。

　　行行有

状元，只是教育状元往往学而无术，假多于真，难以鉴定。这是困难，加上北京到今天还不肯放弃那些令青年脑子僵化的思想教育，我们只好拭目以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