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金：谁在否定改革 谁在对经济学家妄加评价

　　文/ 普金

　　《中国改革》杂志主编新望先生2005年11月28日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文章《评价经济学家首先要了解改革史》,可以看做是为近来屡受质疑的“主流经济学家”公信力的一种维护。为什么先要了解改革史,作者的意思是这些经济学家在过去的改革中做出了重要的理论探索,推动了中国二十多年来市场化改革从蹒跚起步以至于大步前行。

　　那么,究竟是哪些人不了解改革史却在那里对经济学家“妄加评价”呢？作者说,“在他们当中,很多是从农村来到重点大学的一二年级的孩子”,这些人从农村来到城市,感觉到了巨大的差距,从而将这种反差推及到对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反感。很不幸,作者的这个断言更加引起了网友们的不满,因为谁都看得出来,这话里面带着明显的歧视。毕竟,能够感受到这种城乡差距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不一定非得是从农村来的而且是考上了大学的孩子们才能有此感受。改革开放,使各阶层人都有了流动的机会,这其中最多的人不是大学生,而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农民工”(这本身也是一个歧视性的称呼)。何况,在这样的大流动当中,我相信不光是农村的大学生和“农民工”们感受到了反差,城里人也能看到、感受到以前不曾看到、感受到的反差。因为,农民被改革的春风吹进了城里,也就把自己苦难的处境摆在了城里人的面前。任何一个稍有良知的城里人对此都不会视而不见。

　　还要说明的一点是,目前中国所存在的反差,远不止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实际上,城里人之间也存在反差,这种反差存在于下岗的和没下岗的人之间,存在于有工作的和没工作的人之间,存在于城市贫民和中产阶级之间。简单地说,就是存在于在改革中获利的和遭受损失的群体之间。这些反差的集中反映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日益危险的基尼系数——2005年,官方的数字说是0.47,而有些学者的报告则是超过了0.5。当然,必须承认,在这其中的有些反差是正常的,是合法的,但有一些反差就必须深究其背后的合法性。

　　新望先生清楚地看到,这些“从农村来到重点大学的一二年级的孩子”对经济学家的不正确评价,是因为“对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反感”,其实质是“否定改革”。这一顶硕大的帽子就这样被扣在了这一群孩子头上！笔者就不免要想,为什么偏偏要把这顶帽子扣在“从农村来到重点大学的一二年级的孩子”而不是其他人的头上？这些孩子真的是反感“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吗？换句话说,他们反感的到底是什么？

　　并非所有的改革都具有合法性,这实在是一个常识。重提这个常识,只是因为在中国当前的话语体系当中,改革——由于它促成的过去二十多年来

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俨然成了最为强势的话语,再加上“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以及“不争论”的支撑,任何探索和尝试,其中往往并不一定都属于“三个有利于”的范畴,都可以大行其道,顺利推行。任何对改革有所质疑的声音都会被看做是“保守”,是不能做到“与时俱进”的“左”。

　　然而,究竟我们该如何理解“改革”？

　　“改革”最原初的意义无非是改变、革新,实行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的制度。

　　但是作为一种整体事业的改革同具体的改革措施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从1978年以来,作为整体事业的改革一直成为中国这二十多年来最宏大的主题,因为过去老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所以,我们必须要进行一场新的革命——改革,也就是改变过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当我们在这种意义上谈论改革时,很显然,改革是不容置疑的。

　　如新望先生所言,过去的改革开放,使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成为可能,凭自己的努力,农村人也可以进入城市,但是,我宁愿相信,这只是改革获得广泛支持的一种原因,改革的成就何止这些？所以,作为整体事业的改革就更加获得了丰富的合法性。但是,作为一项整体事业的改革必然需要通过具体改革措施的推行而推进,这样一来,作为具体措施的改革就是一个中性词:有好的改革、值得拥护的改革,也必然有不好的改革、不值得拥护的改革;有导向正确的改革,也必然有导向不正确的改革。这种意义上的改革就不是不容置疑、不容讨论的。何况,每一项具体改革措施的推行都必然会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在一个提倡民主的社会,又怎能不允许公民对涉及到自身利益的政策进行充分的广泛的讨论呢？

　　以上的区分,简单地说就是两句话:改革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具体如何改革却是需要进行广泛讨论的。之所以过去会有“不争论”,只是在特定时代的特定智慧。了解改革史的人应当知道,在当年“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下,打破束缚,给改革者以改革的勇气是时代最迫切的需要。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自然深切地观察到这种需要,也自然深谙“矫枉必须过正”的道理,所以提出“不争论”,否则,作为一项整体事业的改革会在具体问题的纠缠中寸步难行,甚至都难以启动。我们佩服这种大智慧,但切不可不顾及时代的变化而一味坚守,从而形成又一种新的“两个凡是”:凡是改革,我们都拥护;凡是改革,我们都支持。

　　上面的区分其实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但是,却又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作为具体措施的改革,在过去不断“盗用”着作为整体事业的改革的合法性,特别是当某种具体的改革措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难以推行时,这种“盗用”就会更加经常地发生。“盗用者”往往还会大呼:你这是在否定改革！但实际上,被否定的只是某一种改革方案而已。而在这种方案之外,往往还有更优的、更公正的方案,但是还没等充分地讨论,它们就被有效地扼杀了。这种有效,带来的自然是更加频繁的“盗用”,而“盗用者”(往往并不是多数)也从中获取了丰厚的改革收益。从而,他们也成为“改革”最坚定的支持者(有时就是推行者)。

　　真理越辩越明,改革的方向也越辩越明。新望先生说:“中国市场化改革这个大方向不能错”。但是,话说到这里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还必须看清楚,这种市场化改革到底是怎么进行的,以及它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有多少人得利,有多少人承担代价。也就是说,这种改革是否公正。

　　实际上,用另一位学者李剑阁先生的话来说,中国的经济学界正在经历着自1992年以来最大的一场分歧。而这种分歧在去年的国企改革大讨论时就已开始。而到了今年,随着大家对教育公平尤其是

医疗改革的关注,争论的问题就更加的多了,参与争论的人也越来越多。必须指出的是,这些争论并不是对作为整体事业的改革的合法性的否定,而只是对某些具体改革方案合法性的否定。而在这些争论当中,呼唤公平、公正的改革越来越获得社会的共鸣,一定程度上,这些呼声推动着改革的调整。

　　学者秦晖曾谈到过教育领域的情况,原来教育领域的市场化其实是“假市场化”:一方面限制真正的民营资本搞民办学校,另一方面,大量的官办学校翻牌搞“民办校”,实际是利用国家的权力为小集团和个人创收。而这样的以市场化之名进行的改革还有很多,它造成的结果在公共服务领域就表现为政府一方面推卸了本属于政府的责任,却在另一方面加强了公共服务部门的权力并转化为创收能力,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权力寻租阶层。而在国企领域,加上长期以来“抓大放小”的战略,造成了袁剑先生所讲的恶果:一个新的经济寡头时代正在降临中国。

　　市场化的精髓是每一个主体都可以平等、自由地进出市场,与之相伴随的是广泛的民主和公正的法治。所以,当有人说是西方经济学主导了中国经济改革,甚至说是新自由主义主导了中国改革时,的确是误解了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因为他们实在没有这样的力量来“主导”,他们所坚持的“市场化改革”一直都只是远方的目标,而且似乎越来越远。因为很清楚,在具体改革时,相关利益部门同时也是权力部门推动了大量的“假市场化”改革,这是中国目前所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远不是市场太多,而是市场太少。所以,改革还必须继续向市场化的方向迈进,只有用真正的市场化来代替目前的假市场化,目前所出现的问题才能最终得到解决。相反,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不搞清真实的情况,而盲目地叫停市场化改革,绝对是对改革的“误导”。

　　由于中国目前所存在的两种意义上的“市场化改革”——一种是作为目标的真正符合市场化精髓的改革,另一种是被权贵阶层正在推进的假市场化改革——使得我们在谈论有关改革的话题时表现出一定的含混,对支持和否定改革的阵营也看得不是很清楚。现在,我们可以对这两大阵营做出更清楚的划分。

　　权贵阶层也就是过去在实际上推行改革的人,他们当然是属于“支持改革”阵营的,但实际上他们支持的是假市场化改革,因为正是这种改革让他们有机会进行权力寻租。同时,这些人也在否定至少是不支持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改革。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否定改革的人。现在所说的改革到了“深水区”,其中的一层意义就是指现在改革改到了这些权贵阶层的头上,所以就难以推行。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公车改革,几经反复,改来改去,就是挪不动这些人精贵的屁股。这个阵营虽然在人数上不占上风,但是由于他们掌握着实际的权力,就使得他们在左右改革形势的能力上占据高位。

　　另一个阵营的队伍比较庞杂,其基本特征是呼唤公平、公正的,也就是真正的“市场化改革”,因而,他们在道义上也获得了更多的支持。由此,他们是被权贵阶层和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定义为“否定改革”的人。的确,他们是在“否定改革”,但他们否定的只是假市场化改革而已。实际上,他们是最支持改革的,是最支持真正的市场化改革的:因为这会使每个人在一个没有特权的制度下,寻求到公平的发展机会。

　　(谨以此文与新望先生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