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中国崛起的五大规模效应 深刻改变世界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浪财经资料图片

　　胡鞍钢(北京)

　　过去20多年中国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发展和最迅速的经济崛起，早已超过当初人们的预期。例如1983年世界银行发表的第一份《社会主义中国》报告曾预测，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中国经济增长率在每年4%左右，乐观的估计为每年5%。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中国经济增长率在每年5%左右，乐观的估计为每年6%，等于20世纪70年代达到的水平。19 85年世界银行发表的第二份《中国：长期的发展问题与选择》报告，预测在1981年至2000年期间，中国适中的增长率是每年5.4%，乐观前景是每年6.6%。实际上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9.7%。中国崛起是出人意料的重大事件，诚如邹至庄教授所言，在改革初期，没有一个人预见到后来中国经济的迅速转型和增长，外部的观察家的判断都是错误的。

　　中国崛起已经成为基本事实和重大的发展趋势。你无法忽视它，更无法回避它。在因特网上，关于“China Rising ”的信息浩如烟海，它也是世界上主要媒体重头文章的主题。2005年7月30日英国《经济学家》的封面文章是《中国如何管理世界经济》，副标题是《中国发生的事件越来越影响到全球工资、利润、物价和利率》。这在20年前甚至10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在深刻地影响中国而且在深远地影响整个世界，不仅在迅速地改变中国而且在广泛地改变世界。

　　中国崛起，对全人类到底是机遇？还是威胁？这已经成为当前世界上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那么，中国崛起与其他国家崛起有什么不同？中国21世纪的崛起类似于美国在19-20世纪的崛起。中国的崛起与纳粋德国(基于种族仇恨)、前苏联(基于市场压制)、石油输出国(基于卡特尔)的崛起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向多极化转变，在21世纪，无论美国，都不能统治世界，全球将共同享有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繁荣。

　　中国崛起对世界是机遇还是威胁？是机会还是挑战？这取决中国崛起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是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是正外部性超过负外部性还是相反。

　　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变化是什么？中国影响世界经济的特殊性是什么？与美国、日本等国经济崛起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

　　本文将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概况为的五大规模效应：巨大的人口规模效应，更大劳动力参与就业规模效应，迅速扩大的经济规模效应，开放市场和贸易规模效应，最大资源消耗规模效应。在上述五大规模效应中，前四项更多的是正外部性，最后一项是负外部性；总体上看，从中国崛起对世界影响的角度看，其正外部性大大高于负外部性。如果中国能够选择绿色发展战略，走绿色崛起之路，则最后一项负外部性将大为降低，还有可能产生正外部性。

　　在行文中，我将中国崛起与1870-1913年美国崛起和1950-1973年日本崛起作比较，既分析了它们之间的相同点，也分析了它们之间的不同点。我认为，中国崛起与美国和日本崛起的最大的不同，中国的人口规模、劳动力规模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十倍或几十倍；中国的经济规模和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已经超过日本，正在追赶美国；中国的资源消耗规模开始超过美国，将成为世界资源消耗“超级大国”。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她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大规模的崛起。

　　我的基本结论是，从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历史看，对中国而言，她正处在战略机遇期，即迅速崛起期；对世界而言，她创造和展示一个新的巨大的发展机遇，而不是一个致命的威胁。总之，中国的崛起，不仅深刻改造中国，而且还将重新塑造世界。

　　巨大的人口规模效应

　　从美国、日本和中国经济起飞时期的人口规模比较看，他们的差异甚大。如果将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包括在内，这是世界历史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崛起，远比美国和日本崛起壮观得多、宏大得多，它将深刻地影响21世纪。

　　1870年美国开始经济起飞时总人口为4024万，到1913年总人口为9761万；1950年日本开始进入经济起飞时总人口为8381万，是美国1870年总人口的两倍，1973年日本总人口达到10871万人。1978年中国开始经济起飞时总人口为96259万人，相当于1870年美国总人口的24倍，相当于日本1950年总人口的11.5倍，到2020年，中国总人口至少将达到14亿，相当于美国1913年总人口的14倍，相当于日本1973年总人口的13倍。1990年印度开始经济起飞时总人口为83900万人，相当于1870年美国总人口的20.8倍，相当于日本1950年总人口的10.0倍。

　　除美国等少数国家之外，发达国家已进入老龄化阶段，占全世界总人口比重持续下降，从1960年的20.70%下降到2002年的14.7%，大大低于中国人口比重，也低于印度人口比重。

　　2004年12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表了对2020年的预测报告，题为《绘制全球未来》。在这张全球未来图景上，中国和印度被标明为“可能的新全球玩家”，它们将改变21世纪前期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

　　中印两国相继崛起，就意味着两倍于发达国家人口的两大经济体迅速起飞，加速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现代化。这无疑空前地扩大世界就业人口规模，迅速地提高了世界劳动生产率，增加使用各类新技术，特别是IT技术的人口规模，大幅度地减少绝对贫困人口，也会进一步提高全球的经济增长潜力、贸易增长潜力、技术进步潜力。

　　更大劳动力参与就业规模效应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05年7月30日《中国如何操纵世界经济》引述了中国古代的伟大思想：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该周刊提醒全世界注意，中国的劳动力大军进入全球经济如何会发生50年、甚或100年时间最为深刻的变化。中国有效地使全球劳动力翻了一番，大大提高了世界的潜在产出，因而未来前景更加光明。其原因在于：拥有廉价的劳动力大军；拥有异常开放的经济。中国的发展不仅仅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驱动力，而且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也广泛得多。

　　中印两国不仅人口基数大，而且总人口就业参与率高(特别是中国)。发达国家不仅总人口占世界总量比重在下降，而且总劳动力占世界总量比重大幅度下降，从1960年的20%下降至2002年15%。尽管中国人口总量占世界为20.66%，但是劳动力占世界总量比重为25.40%，比发达国家劳动力占世界总量比重高出10个百分点。

　　中国劳动力不仅数量大，而且在大规模的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转移，特别是农业劳动力在向非农业劳动生产部门转移。1978年中国的非农业劳动力11834万人，到2002年达到36870万人，中国非农产业劳动力占全世界比重在过去20年间翻了一倍，从6.5%上升到12.2%。尽管目前中国非农业劳动力数还低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总数45512万人，我们估计到2020年中国总就业人口在8.2亿人左右，非农产业就业比重达到65%，也就是5.33亿人，那时中国的非农业劳动力比发达国家的总劳动力还多1亿人。

　　根据Maddison计算，1973年(石油危机)以后，西欧国家GDP增长率明显下降，由1950-1973年期间的4.8%降为1973-1998年期间的2.1%。他认为这种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可以分解为三个因素：(1)出生率出现了明显和普遍的下降，致使人口增长速度从每年0.7%下降到0.3%；(2)失业人数大幅度地上升，同时还有其他导致劳动力市场僵化的因素；(3)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出现了下降，年均增长率由黄金时期的4.8%降到了2.3%。

　　中国与此相反，劳动年龄人口从1982年的61.5%上升到2003年的70.4%，总人口就业参与率从1978年的41.7%上升到2003年的57.6%。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增长，1978-2003年期间平均增长率高达6.9%，是西欧国家的三倍。西欧的三大趋势会持续下去，而中国还会上升，形象地讲就是“西方的太阳徐徐下降，东方的太阳徐徐上升”。

　　迅速扩大的经济规模效应

　　从世界现代历史看，中国这一时期相当于美国经济崛起期(1870-1913年)的情形。首先，美国是南北内战结束后开始进入经济起飞，GDP年平均增长率为3.92%；而中国是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之后进入经济起飞，中国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率为9.4%，大大高于美国当时的经济增长率。其次，美国花了43年时间(指1870-1913年)，中国可能花42时间(指1978-2020年)。再有，1870年美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为8.8%，到1913年时这一比重提高至18.9%；1978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为4.9%，到2020年提高至18-20%。最后，美国经济高增长带动了世界经济增长，美国对这一时期世界新增GDP的贡献率在1/4(25.9%)，而英国的贡献率仅为7.7%。 我们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对世界大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作了排序，在80年代美国贡献率最大，它占世界新增GDP的21%，中国第二位占12%，第三位是日本，德国第四。1990年到2002年，第一位是中国，贡献率高达27.1%，美国变化不大，是21%，日本从原来的10%降到2%，它几乎是零增长，我们的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3倍之多。根据英国《经济学家》(2005年7月30日)估计，从2000年以来中国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相当于印度、巴西、俄罗斯三大新兴经济体总和的两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程度远远超过这些新兴经济体。

　　根据Maddison(2003)计算，从1975年以来，西欧29个国家GDP(指1990年国际美元价格)占世界总量比重是持续下降的，由1975年的25%下降至2001年的20%，下降了5个百分点；而中国和印度GDP占世界总量比重是持续上升的，中国由1975年的4.8%上升至2001年的12.3%，印度由1975年的3.3%上升至2001年的5.4%，中印合计比重由1975年的8%上升至2001年的18%，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估计到2005年中印两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就会接近西欧29国的比重，然后很快超过西欧比重。

　　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西欧和日本占世界GDP比重是呈下降趋势，中国和印度呈上升趋势，美国比重可能先是不变后是开始下降。到2020年中国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印度经济规模会超过日本，到那时，世界经济将形成五大经济体，按经济规模的排序是：中国、美国、西欧、印度和日本。他们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在60%左右。

　　由于中国和印度参与世界经济，使得全球经济的劳动力或就业人数空前增加，就业参与率明显提高，从劳动力供给要素投入和劳动力转移两个角度看，不仅提高了中印两国潜在产出增长率，而且还提高了全球潜在产出增长率。

　　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一起飞期或崛起期的中点。这就是我们的战略机遇期。只要我们能够保持过去20多年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我们就会取得以往的经济增长率，也会打破经济发展的历史记录。

　　开放市场和贸易规模效应

　　1950-1973年期间，中国贸易增长明显低于经济增长，贸易增长弹性只有0.54,属于封闭型或非开放经济类型，尽管这一时期全球的贸易增长高于经济增长。1970年中国商品出口额占世界总量比重为0.7%；1978年中国的贸易总额在世界上居第32位，几乎是一个贸易小国。70年代末，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占GDP的12%，是世界上这一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被世界银行视为长期极端闭关自守类型。

　　过去20多年中国迅速经历了从一个封闭经济到开放经济的过程，在更大范围内参与全球经济并日益影响全球经济与贸易。中国在多方面加快贸易自由化进程：第一、1992年中国的加权关税税率为41%，到2001年降至12%，加入WTO后2005年降至9.8%，2006年之后进一步下降至6.8%；第二、1996年中国非关税贸易壁垒占各类贸易的2/3，2000年降至1/3，加入WTO后中国将取消绝大部分贸易关税壁垒，根据WTO规则，国际贸易仅控制不到10%；第三、1994年中国废除双轨制汇率制度，实行单一汇率制度。

　　1978年时中国贸易依存度(进出口额占GDP比重)不足10%，到2004年已达到70%，大大高于其它大国的贸易依存度，如俄罗斯为55%，巴西为30%，印度为27%，欧盟15国为26%，日本为25%，美国为24%(WTO，2005)。

　　根据世界银行中国加入WTO后将使全球福利每年增加740亿美元，其中中国获福利400亿美元。这是中国崛起对全球的正外部性。

　　中国出口商品额占世界总量比重迅速上升，已经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中国的贸易总额到1995年已经上升为世界第10位；到2004年中国商品出口额占世界总量比重为6.5%，上升为世界第3位，排在德国(为10.0%)和美国(9.0%)之后。

　　中国在成为世界主要出口大国的过程中，也成为世界主要进口市场。1980年时中国进口商品占世界总量比重只有1.0%；在加入WTO之前的2000年中国进口商品占世界总量比重上升为3.4%；在加入WTO之后的2004年中国这一比重上升为5.9%，上升为世界第3位，排在美国(为16.1%)和德国(7.6%)之后。这是中国崛起为世界及其各国提供的主要的正外部性和外溢性，而且越来越大。

　　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不包括香港和澳门)，都是她的贸易增长还有相当大的潜力。从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历史看，世界贸易增长大大超过世界GDP增长。根据麦迪森(2005)估计，1820-2001年期间，世界贸易年增长率为3.93%，同期世界GDP增长率为2.22，贸易对GDP增长弹性高达1.8。其中1820-1870年贸易增长弹性最高，为4.5；1950-1973年为1.6，1973-2001年为1.7。中国自1978年以后，贸易增长也大大超过GDP增长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9-2004年期间，中国进出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6.7%，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4%，贸易增长弹性为1.8，与全球的贸易增长弹性是一致的。这不仅高于世界贸易增长率，也高于中国经济增长率。

　　预计到2010年中国贸易总额将达到2.4-2.5万亿美元；2020年将达到8-9万亿美元，相当于目前世界贸易总量。

　　最大资源消耗规模效应

　　虽然中国是世界资源大国，各类资源总量居世界前列，但是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人均水平，特别是耕地、水资源、石油、天然气、铁矿石和有色金属资源十分紧张。随着中国人口增长、经济高增长导致人均资源需求量和资源需求总量迅速扩大。从中国主要指标占世界总量比重看，中国是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国，世界第一大钢消费国和煤炭消费国，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是世界主要资源消耗“超级大国”。

　　从中国主要指标占世界新增加量比重看，中国能源消费、煤炭消费、石油消费和钢消费是世界第一。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是世界新增加资源消耗“超级大国”。

　　1993年，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到2003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耗国(仅次于美国)；其石油使用量在2003年和2004年分别增加了11%和15.4%国内原油进口量达到1.2亿吨，社会全年原油消费量达到2.9亿吨以上。到2004年中国石油净进口比率已经上升为50%。根据国际能源组织预测，到2030年中国净进口比率达到82%。

　　从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历史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本身是能源密集化过程，人均能源消费量从低水平到中等水平，进而到高水平。1998年中国人均初级能源消费量属于世界上较低消费水平，从历史比较看，仅相当于1950世界人均消费水平，也大大低于1870年美国和英国的人均消费水平，还明显低于1973年日本的人均消费水平。从国际比较看，1998年中国人均初级能源消费量属于世界上较低消费水平国家，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53%，相当于英国人均水平的23%，相当于日本人均水平的22%，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1%。今后中国人均能源消费水平还将呈大幅度上升趋势，如果10年后达到1998年世界人均水平，中国能源总消费量要翻一番，如果达到1998年日本人均水平，中国能源总消费量要翻两番之多。

　　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时，人均能源消费量都会出现高增长。如英国1820-1870年期间；美国1870-1913年期间和1950-1973年期间；日本1950-1973年期间。中国在1973-1998年期间人均能源消费量也出现高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为5.39%，大大高于世界人均消费增长率，但是低于日本1950-1973年期间人均能源消费增长率(为8.06%)。1950-1973年期间是世界性石油低价时代，是美国、日本人均能源特别是石油消费高增长的主要供给因素，也是支撑经济高增长的主要资源基础；石油危机爆发之后，世界进入石油中油价时代；从2002年以来，世界进入石油高油价时代，这是中国与美国经济崛起和日本崛起时期的不同的世界资源特别是世界石油资源的背景。

　　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比较看，中国是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比较低的国家之一。1973-1998年期间中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为0.45，低于同期日本能源消费弹性系数(0.56)，但是高于同期世界能源消费弹性系数(0.20)。

　　中国已经是有色金属消耗大国。根据Macquarie Research 估计，1993年中国基本金属(指铜、铝、锌和镍)需求占世界总量比重为7-10%之间，2003年上升为20-25%之间，预计到2010年中国总需求可能占世界总量比重的30%。从中国主要污染排放指标占世界新增加量比重看，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CO2排放国和世界第一大有机污水排放国。

　　实际上，中国过去2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是不断向自然资产拼命索取和透支的过程，不仅造成各类污染的损失，而且造成各类自然资源的损失。这样的问题不仅反映在中国的自然资产损失占GDP比重的上升，还放映在自然资产损失总量占世界比重的上升，中国在1986年以后超过美国成为了世界自然资产损失第一大国，到1993年这一比重一度高达38.2%，而后逐渐下降到占世界四分之一。2003年美国的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不到中国的两倍，但是中国的自然资产损失总量却超过美国的两倍。这是中国崛起最大的负外部性，因此可以说中国走绿色发展之路既是中国自身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世界发展的要求。

　　简要结论

　　以上分析可知，由于中国是世界上人口和劳动力最多的国家，她的崛起形成五大规模效应。前四种效应对世界具有更多的正外部性，后一效应对世界具有更多的负外部性。

　　中国崛起更类似于1870-1913年美国崛起和1950-1973年日本崛起，所不同的是，它是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历史上人口和劳动力规模最大的崛起，也是世界上经济、贸易和市场发展速度最快的崛起，还是世界上资源消耗总量最大的崛起，这是前所未有的崛起，这一崛起刚刚开始20多年，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明显显示，并在21世纪前20年进一步加速崛起。它既可以为世界和各国产生巨大的发展机遇，也可以为世界和各国形成诸多的发展挑战。中国的崛起比起美国崛起和日本崛起对人类的发展更具正外部性和外溢性，也更具规模效应和示范效应。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和办法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从而进一步减少对世界和各国的负外部性。

　　从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历史看，对中国而言，她正处在战略机遇期，即迅速崛起期；对世界而言，她创造和展示一个新的巨大的发展机遇，而不是一个致命的威胁。总之，中国的崛起，不仅深刻改造中国，而且还将重新塑造世界。

　　(胡

鞍钢，现任中国科学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