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刚：丁学良说话不负责任 大家不要追捧他

　　张建刚

　　可以说丁学良是一夜之间成名的，尽管在此之前丁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哈佛的毕业生。

　　丁教授的成名源于他对中国内地经济学家的猛烈批判。丁学良教授称“中国内地合 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人，而且这还是宽容的说法。”此消息通过以“爆炸性”新闻吸引眼球的媒体的疯狂转载，丁学良的的名字一下传遍了中国大地，其声音得到了不少民众的遥相呼应，于是，国内再一次掀起了对经济学家的极度讨伐。

　　在这场以媒体主导策划的丁教授的采访中，采访者及其代表的媒体实现了“完美预想”，而丁教授呢，也收获多多，“中国十大敢说真话者”的荣誉已经到手，“中国最受关注的十大经济学者”的荣誉也即将到来。

　　媒体与“敢说真话”的学者双双获得了丰收，然而中国民众能从这些敢说真话者所引起的风暴中获得什么好处呢？我想，无论是郎咸平还是丁学良，他们的“真话”什么好处也不能给我们带来，除了让一些人听起来感到“舒服、贴心”以外，剩下的或许只能是让我们等待着更大的灾难降临了。在民众强大的盲目的声音压力下，中央政府可能会消除一些“罪魁祸首”的力量，以此来照顾大众的情绪。然而，这样的结果会是什么呢？改革要么停滞，要么倒退。倒退的可能性几乎不会有，但停滞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改革停滞，这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与希望加强自己控制权的官员所希望的，一旦经济陷入了既得利益者与政府的双重控制之下，我们就只能永远为诸如医疗、教育等方面的高价格低服务买单了，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存在严重浪费、规模无限扩大的国企逐步走向死亡了。同时，我们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也将永远无法建立。在一个缺失了公平竞争、甚至存有着保护垄断与不正当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我们的社会矛盾不可能协调，贫富差距的缩小不可能实现，经济的繁荣不可能持续。在市场经济所需的活力与廉价的

能源丧失殆尽之后，我们可能会轰然倒地。对于政治与市场不完善的社会而言，弱肉强食的法则永远起着作用，最大的灾难只会转嫁到大众的身上，那个时候，大众可能会深切的感受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利益受损”。如果到了那一地步，还会有人再对丁学良摇旗呐喊吗？

　　不可否认，我们在改革过程中的确出现了很多不尽人意的事情，这是丁学良的声音之所以得到不少人追捧的原因。比如说，在国企改制过程中以及改制后，一部分人的权益到了损害，他们无力维护，政府又不能为其做主；在医疗、教育等与民生紧密相关的对整个社会有着巨大正面效应的公共领域国家投入资金过少，且只放开了价格，而没有完全放开市场，导致其价格漫天上涨，全体国民怨声载道。

　　主持社会公正，协调社会矛盾，维护国民利益，这是政府的首要责任，但是政府没有尽到这个责任，什么原因呢？

　　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在《中美两国2003年财政支出比较中》称，中国在行政公务方面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已达37.6%，而这一数字美国仅为12.5%。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是1.3万亿元，2004年上升到2.6万亿元，4年间，国家的财政收入整整增长了一倍。但新增的收入都用在了什么地方了呢？财政部财政科研所副所长苏明说：“近些年，国家财政收入每年增幅较大，但同期财政供养人口每年增加100多万人，加之工资制度的改革的因素，近年来财政每年需要增加的工资性支出就占国家新增财力的60%以上，在不少地区新增财政收入约有80%以上用于人员经费。”财政收入的将近一半以及新增财力的60%以上都用在了政府自身的运转上了，还能有多少可以用在医疗、教育方面呢？机构日益膨胀的政府不仅占据了大批本应用于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的财政资金，而且，因为政府机构的日益膨胀，冗员的不断增多，导致政府各个部门利益林立。一些部门通过设置行业进入管制，利用权利寻租；一些部门通过对农民土地的倒卖、对城市居民的房屋拆迁获取好处；一些部门中的个人通过接受贿赂与商人同流合污；一些执行国家好政策的部门因为面对的是以上众多势力强大的利益群体而无所作为，以至甘愿随波逐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何主持社会公正，协调社会矛盾，维护国民利益？

　　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政府对自身的改造。而不是其它任何问题。

　　精简政府机构，裁减政府冗员，在政府内部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不断完善政治结构、推进政治进程，这就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整个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政府自身的运行成本，才能阻止各种腐败行为的发生，才能完善各种税收，才能加大在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投资。只有这样，政府才能游刃有余的主持社会公正，协调社会矛盾，维护国民利益。然而丁学良、郎咸平考虑过与其相对应的长远战略与当前操作措施吗？

　　大众在丁学良、郎咸平的引导下将其对改革中的一些不满都发泄在了经济学家身上，如果经济学家能为社会的稳定承受一些罪责，我倒希望经济学家能将这个罪过继续承受下去,但问题是经济学家能否承担起这个罪责?问题长久下去，会不会混肴我们的努力方向，进而使问题越集越深?所以，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 “改革不可能由经济学家主导”，他们不过是提出正确的、能够得到政治家同意的方案、措施而已，至于具体操作层面，他们是做不了主的，在一些现实领域，比如说城市中停车场的建设、道路、桥梁基建项目的实施，一些政府机构人员在执行过程中非但不维护大众利益，相反要和商人合谋获取私利，进而所害大众利益，那经济学家有什么办法。所以，大家共同愤恨的对象应该是贪官污吏，权贵资本主义，而不应是经济学家。在腐败问题日益猖獗的今天，政府改造自身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迫切的，消除腐败分子、打击权贵资本主义只能在以此为基础的政治不断完善、政治进程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在这一方面，作为学者的丁学良，他本应有清醒的认识，本应负起责任，化解大众与经济学家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之间的严重对立情绪，引导大家与窃取改革成果的腐败分子、权贵资本主义做斗争，维护改革成果，但是，他没有尽到一个学者的责任，相反以其轻率、无知的批判强化了大众的错误意识，以至于我们所有人将来都可能陷入灾难。

　　一个社会需要批评，但不需要丁学良那种信口开河、隔岸观花式的批评。我讨厌这种戴着“大帽子”胡乱言语的不负责任的批评者，比如说丁学良，带着哈佛毕业生、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的帽子，这类人的批评太具破坏效应了，尤其是在那些“再加一把柴就可能让某种问题达到沸点”的时候。一个社会最需要的是建设性的批平，希望已经拥有了哈佛博士学位的丁学良对中华民族负起责任来，考虑一些能够促进中国进步的东西，在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方面多考虑些。我通过11年的努力才知道了什么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丁先生现在知道什么是中国最要的问题吗？

　　采访丁学良教授的记者及媒体，我希望他们不要将哈佛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牌子视若神明了，以至于让我感到他们不但没有社会责任感而且丧失了最基本的理解能力。中国大陆“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这还是宽容的说法。”真的是这样吗？你们就这样认为吗？丁学良的衡量标准是：经济学家在世界权威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量。我承认这是一个标准，但是，这是不是对需要紧密联系实际的中国经济学家适用的标准呢？ “排污交易权”在美国是很好的理论，有人以它做过文章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上，但是这个理论到了中国为什么又成了害人之事呢？哈佛大学的教授萨克斯应该在国际著名期刊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吧，算是合格的经济学家吧，但是，他设计的俄罗斯私有化改革方案让俄罗斯的经济倒退了多少年？普京说，到2010年，俄罗斯的经济才可能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理论只有和实践合拍才能称之为真理，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因。脱离实践的学术研究只是纸上谈兵、痴人说梦而已。一次会议上，我和几位哈佛、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聊天，我对他们说，听你们的理论真是一种享受，非常好，但是在中国不适用，中国的市场、政治条件不允许。对于你们的理论我们只能是结合实际有借鉴的加以吸收而已。如果具有国际标准的理论对我们不适用，那整日奔波于中国改革第一线的学者还有心思研究这些东西吗？他们可没您老人家悠闲。所以，我们的经济学家也就只能在委曲求全这个现实层面步步探讨问题了。很多的现实性问题不解决，具体经济层面的理论性的东西是永远难以发挥价值的，这只有亲身参与改革实践的人才能深刻体会到。另外，丁学良教授说的这个标准是不是唯一的标准呢？无论是中国的经济学家还是其他各行各业的人，都做出了好多需要国际承认的伟大事情，但是国际社会没有承认，没有给我们以表彰，难道说这是我们水平不行吗？比如说诺贝尔文学奖及其它。况且，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在世界上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如果说在这一种情况下，我们经济学家的文章没有出现在国际权威期刊上，那只能说他们的行文标准、收录标准难为了初涉世界经济研究行列的中国经济学家，或者说我们的一些高水平的经济学家根本就没时间、不屑于要用难缠的英语在那上面发表一些无用的东西。

　　对于采访丁学良教授的那家媒体我还要说的是：您是国家的主流媒体，你应该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来，而不应该学一些“街头小报”的样子，只想着吸引眼球。在国外，主流媒体无论报道新闻还是请一些人作评论都是非常谨慎的，如果他们预料到，所报道事情或所评论事件会引起大的争议，他们就会相应的发表一条社论，以阐明他们在此事上的立场。但遗憾的是，国内那家媒体明知此事会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甚至大的灾难，却没有任何动作。在民众与经济学家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之间情绪严重对立的当前，这篇文章无疑具有很大的破坏效应。希望这家媒体以及其它媒体能在以后的日子里，谨慎行事，对社会负起责任来。

　　对于社会中出现的种种令人不快的事情，大家有怨言，甚至痛恨，对改革不满，这我们理解，而且这是我们心急的事情。但是大家应该清楚，我们共同的敌人是腐败分子、是权贵资本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中没有人会希望他们“主导”的改革是一场民众不能从中受益的改革。另外，大众所称的利益没有得到尊重、利益受损这也只是相对的，从整个社会的发展情况来看，民众在这场巨大的改革中还是受益非浅的，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有机会上了大学，我们现在可以非常方便的上网查资料、讨论问题，我们很多人都可以在一个广阔的范围内挑选自己喜爱的工作，我们可以以非常低的价格重新选择自己心爱的手机，我们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农民现在花上500元就可以买上一台崭新的21英寸彩电，(事实上农村彩电已经是非常普遍了，每百家有54台.2002年数字)我们可以带上来自远方的亲朋好友去自己所在城市的最靓丽的地方高兴的游玩。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些所得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这也就是我们的经济发展之所以举世瞩目，在国外得到好评的重大原因，因为国际科研调查机构认识到，在这场改革中的确大多数人获得了大多数好处。大家应该明白这个大道理。当然，这些成就并不能掩盖我们改革中的一些缺失：10年间，国民收入增长了4倍，而医疗费用却增长了10倍，教育费用增长了20倍。医疗、教育，这都是与大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最重要的事情，国家在这方面没搞好，确实应该向大众道歉。在医疗、教育方面，国家以往只是放开了价格，而没有放开市场，在需求旺盛、而服务供应商缺少的情况下，那就只能是价格漫天涨。现在国家已经放开了医疗市场，教育市场也会很快放开，我相信随着我们改革的深入，政治的不断完善、政府职能的不断到位，国家会不断加大在医疗、教育方面的投资。在医疗、教育以及住房等方面费用大幅降下来之后，我相信我们的人民一定会热烈的拥护我们的改革。不过，改革现在到了最艰难的阶段，因为它涉及到包括政府在内的众多既得利益团体的切身利益，所以非常艰难，因而在这个时候，它需要大众的支持。大家必须知道，不是我们的改革不好，而是我们的部分改革成果被一些腐败分子、权势者窃取了，不是我们的改革不好，而是我们的改革触犯到了众多利益团体的利益，而使我们的改革迟迟不能到位，所以，不是我们不要改革，而是我们必须深化改革、完善改革、加快改革。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这是一个艰难的协调过程，它的最终成功离不开大众理智的支持。

　　对于说话不负责任的丁学良教授而言，他显然是缺少理智的，我衷心希望大家不要再追捧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