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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木銮
2005年12月17日《深圳商报》报道称，专家认为我国应大幅提高油价。这种说法的荒唐无异于要求将中国的面包(甚至窝窝头)提高到每个一美金。
起先，我还以为是媒体从业者有意夸大其词，可是一查“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专家讲
话全文，才发现原话就是这么讲的。清华大学的李稻葵甚至说，我们的目标应该把能源价格提到比国际市场高一点，甚至高很多。这完全是吃汉堡包吃太多了，牛奶也喝多了。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秘书长王建举了许多例子，说是东南亚很多国家普遍都是对石油进行补贴的，于是因为石油很便宜，大家也不珍惜它，这样综合各种因素，最后导致了很多产油国，输出量减少了，甚至变成了输入国，也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加剧了国际上的石油供应的紧张，总之越往后看，越不可持续。这种逻辑的前提就是石油一旦便宜大家就会乱用，而石油价格提价后大家才会珍惜。李稻葵甚至认为，石油价格提到国际比较高的水平，还可促进替代石油其他的能源产品的开发，促进我们的石油使用效果的提高，从长远来看可能主动一点。
李稻葵更是设想了石油提价的配套制度：“把一部分的税收收入转移到公交的系统里面，对公交部门进行补充。实际上这样子的话就让石油价格的上涨的最直接的承担者，变成了开私家车的人，这些人的收入一般是比较高的，对他们而言，价格上升的影响相对而言是比较小的。”
新加坡联合早报一位记者在报道国内今年夏天爆发的“油荒”时就百思不得其解，为何一些经济正常的规律解释不了中国的现象。国内石油价格的变动周期滞后于国际一个月，应该来说，在这一月内可以看得非常明白，涨涨跌跌石油企业完全可以应付，没必要最终让消费者来承担呀。我当时给他的答复是，我们的石油企业是大爷，既不懂国际规矩，又爱闹脾气。本来国际石油行业就有两个市场，一是现货市场，二是期货市场。后者与前者刚好形成一种配套的平稳，而我们的石油企业只买涨不买跌，又不懂得玩期货市场，于是就很憋气，然后回到国内来，就要求全国的石油消费企业和个人一起来分担自己的不专业。一句话就是运营效率不高。后来他把这个观点写到报道中去。
12月13 日新华每日电讯6版，一篇题为《不掌握外贸定价权只能“买涨卖跌”》的文章提到如何才能增强“话语权”的议题，有两种办法：一是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联合谈判”，改变高度分散的格局。比如宝钢牵头的国际铁矿石谈判就是通过“联合谈判”谈出效益。另一种方法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所说的期货风险转移，他说，世界油价并不产生在OPEC的会议桌上，而是产生在纽约和伦敦的纸桶市场上。期货市场具有价格发现、风险转移和提高市场流动性三大职能。
其实只有积极参与到发达的期货市场，同时熟知其规则，才真正有可能扭转大宗商品的国际市场定价，这也是不争的规律。问题是，我们的大型油企大量安排的是中央精英的后代，而职业经理人士却缺乏，因此就会出现外国人认为匪夷所思的著名“中航油”事件。
而王建这么说：“石油期货我看是最有蛊惑力的。”这就是我们专家的观点。孰不知我们商业人士的理论最重要就是“与狼共舞”，外国佬能做的专业事我们中国人为何做不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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