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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人因无钱治病而被送往殡仪馆———近几天《成都商报》的连续报道让我们看到一幕人间惨剧：在浙江打工的四川民工尤国英，因病住进了当地的一家医院，高昂的医药费不仅花尽了家中所有积蓄，而且负债累累到了无人敢借钱给他们的地步，医院用120急救车将昏迷的尤国英送回“家”，房主不让垂危的她进门，得到家属同意后，医院的车把人送到殡仪馆准备火化，幸被及时制止并得到好心人救助。(11月3日《成都商报》)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说：送来的时候，可以看到尤国英眼里噙着许多泪水———这是让所有有道德感的人揪心的眼泪，这沉重的眼泪压在中国人心头让人喘不出气来。
针对中国某些改革，曾有人编出顺口溜戏言：房改是要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要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医改送终”等等之说，本是民间对“不公现实”一种夸张、极端、暗喻的漫画式描述，只是意会并无特指。没有想到，这一漫画式的描述竟然在现实中上演了：医院的急救车把还有救治希望但却无钱的病人送往了殡仪馆！
10月27日，当医院那辆急救车载着一个活着的穷人开往殡仪馆的时候，卫生部的一位负责人正在对媒体说：卫生部从未表态说过医疗改革不成功，也不同意医疗改革不成功的说法。
是的，这个问题上，病人的家属在道德上应该受到良俗的谴责，贫贱不能移，怎能同意将自己还有救治希望的亲人送去火化呢，还有一点基本人性吗？可是，当我们看到病人家属向媒体展示的那张让他们心碎的医疗账单，当想到“不送去殡仪馆也只能在家等死”的另类结果时，我们知道，人性的麻木、人伦的堕落并非自觉的，而是被一种强大的制度性外力推动着，医疗体系的无人性，残暴地撕裂着人伦底线。
写到这里，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江南一个不算穷的小村。去年回家过年的时候知道，村里一位老人得了重病，治好需要8万多元，四个儿子平摊费用，可四个靠务农打工为生的农村家庭，每家最多只能拿出8000元，老人怪他们不孝顺，他们觉得老人不理解，于是一个很和睦的大家庭陷入了不休的争吵。后来了解到，农村很多家庭关系的破坏最初都源于医疗费用的承担或分担。高昂医疗费的重压下，许多温良的传统道德变得非常畸形，把还有救治希望的亲人往殡仪馆送，这是重压下道德变异的一种极端。
医疗的价值终端是生与死，高昂的医疗费用下，有钱即生，无钱即死。这个制度性的终极命题之下，生与死功利考验让生者的道德选择空间变得非常小，回旋的余地非常窄，一念之差中就容易做出极端选择。实践证明，一个事关老百姓生死的医疗得不到保障的国度，国民道德也不可能得到健全的发展，健康的体魄得到保障，健全的灵魂才能得到保障。
这一切问题不能不归到既有医疗改革的导向中：医疗费用更多由个人承担，医疗服务的利用由支付能力决定而不是由需求决定———这种缺乏人性关怀的医改方向导致的后果就是“医疗提供”与“医疗需求”的逆向选择，享有更好医疗保障或更有能力支付相关费用的人将获得更多的医疗费用，而真正需要医疗服务的人却得不到服务。穷人得了小病不敢去医院，一般进了医院查出来的都是大病，而大病的治疗又会让一个家庭、甚至家族陷入高额医疗费用的深渊，要不“家里等死”，要么“因病致贫”。2003年，因病致贫的人口比例已达到城镇贫困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
确实，把活人送往殡仪馆是一念之差下的道德越轨，但也是企图终结“因贫致穷”的危险尝试，这种行为自然会受到“旁观者”的抗拒。但是，当“医改提前给人送终”的民谣不幸上演，极端道德变异现象真实出现，我们不得不警醒：中国医改的矫正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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