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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温家宝总理和曾培炎副总理分别作出批示，明确要求城市要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国务院办公厅近日也发出通知，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意见》(见本报昨日1版)。在我看来，总理的批示和建设部的意见，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解决困扰中国城市的交通拥堵和中下层民众“出行难”问题，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应该如何定位的问题，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突破。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公交优先”要落到实处，显然不能只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要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比如在城市街道上划出公交车专用线，在城市规划上为轨道交通预留空间等等。实际上，发达国家也都是这么做的。有从欧洲回来的朋友讲，在德国由于有专用线的保证，那里的公交车像火车一样准时，站牌上甚至标出了每趟车的进站和出站时间。毫无疑问，一个普通市民不会因为没有私家车就感到出行难。这不仅解决了交通拥堵问题，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也有利于社会和谐，其社会效益是相当正面的。
我注意到，“公交优先”的理念最终被确定为中央政府的既定政策，是经过长期争论的结果。此前一个不算太短的时间内，占据主流的意见是要靠市场自发的博弈来解决问题。
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究竟应该这样定位？发挥什么作用？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曾经总结了三条：一是“提供一套使各种经济力量竞争公平的法律和法规体系”；二是“处理不能由私人协商有效解决的外部性”；三是“在社会范围内进行收入再分配”。这三个方面，都指的是社会公平、社会和谐方面的问题，都是靠市场自发的博弈所不能解决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前段时间学界对“小政府，大社会”以及“最不管事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盲目推崇，其实都是有削足适履之嫌的。问题的关键显然不在政府大小，也不在于管了多少事，而在于它是不是管了自己该管的事，比如公共交通就是应该是政府最应该操心的事情之一，但北京及其他大城市近年来的实践却表明，政府确实是替私家车想得太多，替公交车想得太少了。
当然，要使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找到自己的准确定位，在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方面发挥好自己的作用，最重要的是政府的责任和权力要相称。
邬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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