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曹林
据新华社10月31日报道，对于中国老百姓“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问题，有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官员在某论坛发言称：我国卫生总费用在不断增长，可是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所占的比重没有相应的增加，反而呈现下降趋势，“个人负担加重政府角色弱化”的现实导致百姓看病难。
初看这段话，似乎是一个官员能够体谅到“老百姓个人负担过重”的疾苦，从而站在老百姓的立场，呼吁“政府要加大公共财政投入”，但仔细一想，作为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的官员，人家未必不是在借“个人负担过重”说“政府投入太少”，在看似体贴民情的背后，实际上与卫生部“中国经济不发达，政府无力为全体人民提供基本医疗保障”之表达差不多。这些部门的发言向公众传播着一种幻觉，似乎医疗系统的所有问题，都可归咎于“投入太少”这个宏大问题和“政府”这个抽象存在，而每个部门和每个官员都是背负着无奈、“恨铁不成钢”的功臣。
抽象的政府要承担什么责任呢？我们又能拿“经济不发达”的国情怎么办？买不起药、看不起病什么的，你们这一代人就忍着吧———这便是把问题推给抽象政府的用意。
我想问价格司官员的是：与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障相比，确实，我国政府的医疗投入不算高，这导致了个人承担着卫生费用结构的很大比重，但是，如果这个国家的药价正常的话，老百姓至于进不起医院看不起病吗？对于看病难，政府投入我们可能无从控制，但药价却本是可以控制的啊。
17次药品降价次次落空越降越高,很大程度上，正是药品价格的失控导致政府对医疗改革的失控。药价失控的语境下政府加大投入，只会为虚高的药价推波助澜。君不见，相当部分的国家社会保障资金，实际上直接流入了虚高的药价中，流进利益主体的私人腰包。国家每增加一分医疗投入，都会被药价链条中的利益主体劫持。
一些官员动辄说“中国经济不发达，政府无力为全体人民提供医疗保障”，可是，我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比现在落后得多，为什么没有出现看病难的问题，反而很长时间被世界卫生组织视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国外有很多国家，包括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被制裁了十年的伊拉克，其医疗服务在公平性上都要比中国做得好，我们怎么做不好呢？可见，中国医疗问题的根本不在“经济不发达投入太少”，不在于抽象的政府，而在于官员改革路径的选择和决策问题。
抽象的政府是由每一个具体的部门和具体的官员组成的，一个负责任的官员，是不会把问题推给抽象的政府的，他会勇敢地承担起老百姓的责难，我们要警惕这种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政府投入太少”的新官场逻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