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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评论专栏作者 童大焕
我一向不认为人的智力、道德、人性等等素质和人种、“国民性”有任何关系。因此，对梁启超所谓“小说改造人心，人心改造政治”、胡适之“新文化运动”、鲁迅之“国民性改造”只能敬而远之。更对一些“社会精英”所谓“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应、不适合民主和法治”之类论调深恶痛绝，并认为后者与宣扬种族歧视的论调无异。
最近网上又热着一个帖子，题目就叫《中国人低素质是国情》，作者是已退休的原新华社高级记者许博渊。作者借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的话说：“我们在很多方面越来越受制于低素质人口比重过大这样一个国情，8000多万的文盲，还有半文盲、电脑盲、科技盲和功能性文盲等等，几亿之众！低素质人口比重过大，大大地摊薄了我们的经济收益率，而且不断地加大我们的经济成本。”
我是赞成许先生这样的观点的：“人口素质还应该包括道德水平。我国公民在道德领域里最大的、最核心的、最可怕的问题是什么？其实只有两点，第一是缺乏法律观念，第二是缺乏诚信。人们把法律看得很轻，把势力、权力和关系看得很重。违法行为常常不被看作危险和耻辱，反被看作有能力有办法。更可怕的是，没有诚信的人，玩权术、施诡计的人，在我们国家往往不会受到惩罚，甚至还发达起来，‘人五人六’地招摇过市。‘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老实是无能的代名词’。还有些人大力提倡狼文化，教人如何凶狠，如何使计谋算计别人。社会诚信度像山体滑坡一样，一泻千里。道德缺失型低素质状况给国民经济所带来的损失有多大，不知道谁能说清楚。如果说其破坏力超过教育缺失型低素质，大致不会错。”
虽然有许多网友反对上述言论，但我却几乎就被王、许二位先生说得心服口服了。文化素质低难道不是“素质低”的表现吗？缺乏法律观念和缺乏诚信难道不是“素质低”的表现吗？非但如此，我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说明中国人素质低。比如：中国人的身体素质好像就未见有多好；比如，中国人很多没有独立人格，奴性，窝里斗，虚伪，两面派，明与暗说与做表与里完全不一；比如，中国人公德意识不强，等等。
但是且慢！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行百里者半九十”，即使你看到九十九种可以证明中国人素质低的现象，最后那一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你没有看到，你看到的仍然只是谬误，虽然它离真理好像只有一步或半步之遥！
中国人为何“素质低”，是文化、“国民性”、人种和人性决定其素质低，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决定了其素质低？还有，二位先生认为素质低的就是落后生产力甚至是破坏生产力，我是不能同意的。因为，一旦我们把“素质”细分，就会发现，可能某些方面素质高而另一方面素质低的人，对社会的破坏力更大。
论人的素质，我想起码应该分为身体素质、文化素质、人文素质、职业素质几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可以互相独立甚至对立的。一个人其他素质都很好，但身体素质不行；而一个人知识文化素质很高，比如文凭很高，让他在社会上如鱼得水混到了很高的位置，但他的人文素养可能并不高甚至极差，比如法治观念、诚信和公德意识全无，那么其地位越高，就越占据腐败的至高点，越成为国家和社会一以当十、当百、当千万的“破坏生产力”！而职业素质和文化素质也未必正相关。
对此，网友“废话一筐”举的例子极好：“中国工人、农民的素质低吗？我原来也认为低，因我当年在国营厂推行过全面质量管理时，用的方法都是外国的先进方法，可效果就是出不来。惟一的解释就是工人素质太低了。后来，我到了广东，发现一个怪现象，就是各厂的ISO9000全面质量保证体系，都建立得比我原来的国营大厂好，而他们的员工，大多是刚洗完脚上田的农民，不少人只有初中文化水平。这说明，无法推进先进质量管理手段的要因不在员工，而是在如我这样的上层。”
以此类推，中国人几乎所有的、整体层面上的素质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制度原因：民众缺乏公德、法治和诚信意识，是因为法治和诚信的制度不立；至于奴性、两面派和窝里斗内耗，则是市场机制不立、权力垄断资源下必然且无奈的“人性选择”……由于种种掣肘和内耗，我相信国人一生中无端耗费在“关系政治”、“权力政治”中的生命光华和聪明才智当平均不少于30%。也就是说，并非中国人天生的低素质、天生的“与人斗其乐无穷”，而是在某种制度环境下，绝大多数个人力量极其有限，身不由己。
马克思说得好：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国人的“素质低”，不过是制度落后在人性中的必然反映。好制度使坏人欲作恶而不能，坏制度让好人欲从善而不得。如果要为中国人的“素质低”寻找出路，惟一的办法是向新的“体制批判”迈进；不是指望“新文化运动”改造和“国民性改造”，而是冀望于制度层面的点滴进步和坚持积累。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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