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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维彬
“加强全球合作:实现世界经济的平衡有序发展”是刚刚在北京闭幕的第七届G20部长级会议的主题。对这一主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世界经济不平衡的主要表现是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国家对美国的贸易盈余；这种不平衡将导致世界经济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对世界繁
荣产生严重威胁。在西方发达国家对人民币汇率政策施加压力的背景下，拉托的表述很容易引起歧义，即人民币汇率调整有助于解决全球经济失衡。
笔者认为，拉托表述的全球经济失衡源于“无规则”国际货币制度；因而，失衡问题的解决需要世界各国加强合作，协调国际经济政策，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货币制度新秩序。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制度进入所谓“牙买加体系”时代。从本质上说，牙买加体系并没有构筑一种新的国际货币制度框架，它只是以国际协定的方式正式承认了各国在汇率方面的行动自由。在这一体系下，每个国家都有权自由选择它意愿的汇率制度；一时间，国际货币制度陷入无规则甚至混乱状态。在这种国际货币制度下，汇率长时期地大幅波动，并且不能用实体经济的基本面来解释。
面对汇率的剧烈波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强中央银行干预来稳定汇率，并广泛实行“钉住”某种货币或货币篮子的固定汇率制度。发展中国家青睐固定汇率制度源于货币错配。“货币错配”是指:权益的净值或净收入(或二者兼而有之)对汇率的变动非常敏感。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错配”是国际货币格局的自然产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关键货币”角色主要由美元和欧元(20世纪末以来)来承担，这事实上将美、欧之外所有其他国家的货币都“边缘化”了。由于国内货币无法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使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资产/负债、收入/支出便呈现多种货币并存的局面，“货币错配”由此成为常态。
在相当长时期内，发展中国家的固定汇率制度较好地支持了自身的经济发展。然而，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以来，发展中国家连续发生了发端于固定汇率制度崩溃的金融危机。接连不断的金融危机表明，在金融全球化逐步深化的背景下，在各国逐步实行金融自由化的条件下，由于国际投机资本规模异常庞大，发展中国家要想维持固定汇率制度，就需要采取新的政策组合。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中，在处理外部平衡方面，已经逐渐形成了“没有信誉的固定汇率制”(公开宣布的浮动汇率制与对汇率的频繁干预相结合)与规模日益增大的外汇储备同时并存的新的政策组合。为获取高额外汇储备，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谋求经常项目顺差；与此同时，在储蓄率低下的背景下，美国动用国际货币发行国特权，在世界范围大量举债来维持贸易逆差；两者一经结合，拉托表述的全球经济失衡现象就发生了。
上述机制表明，健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体系、改革国际资本流动体制、提高美国的储蓄率，是全球经济恢复平衡的三大要素。从这一角度看，人民币汇率调整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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