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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巴金老人驾鹤西去，笔者认为巴老留给学界最珍贵的精神遗产即是说真话。当年，煌煌五卷本的《随想录》一经面世，在文坛乃至思想界引起轰动，被誉为“讲真话的书”。巴金走后，知识分子会沿袭说真话的精神路径吗？
知识分子应该说真话。1762年法国出现宗教迫害事件，诬告无辜的新教徒卡拉，判处他极刑。伏尔泰为此不懈奔波，发出正义的控诉。王国维、陈寅恪“惟真是求”，不趋时
媚俗，“以身殉学术而决不向政治权力低头”。李慎之敢于推翻自己，身虽衰朽而思想更新，躬行说真话。毫无疑问，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学界典范，因为他们敢于说真话。
只有说真话，才能清除掉虚假事实的枝蔓，才能还原事实本身，才能给历史一个交代，也才能彰显知识分子的良知本能。文革以来，历经浩劫的知识分子痛思历史，纷纷著书立说，重拾“直言者，国之良药也”的使命，其中夏衍的《懒寻旧梦录》，顾准的《顾准日记》、韦君宜的《思痛录》等等相继出笼。这种品质让人尊敬。文洁若如此评价巴金：“巴金在20世纪的中国，犹如卢梭在18世纪的法国，列夫·托尔斯泰在19世纪的俄国。”这正验证了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所说的：“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者莫如心声。”也正说明了惟有说真话，才能永葆知识分子的本色。
学者朱学勤极为服膺顾准，因为“当人们亢奋的时候，他(顾准)一个破帽遮颜过闹市，在冷静地思考，这场全民狂热的病根在哪里；当人们普遍消沉的时候，他在积极地抗争，他在揭露，他在批判造成文革惨祸的那一小撮极左势力。”以顾准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因为敢于说真话而浩气长存，因为反对说假话而赢得我们的景仰。巴金何尝不是如此呢？
巴金晚年的两大心愿，一是建立现代文学馆，一是建立“文革”博物馆，前者实现了，后者落空了。难怪巴金曾坦言：“托尔斯泰一生没有达到的人生理想就是言行一致，这正好也是我的追求。我始终以托尔斯泰为榜样，虽然这太难了，但我还是要像他学习。像我这样一个老病人，要打起精神来重新生活，继续前进。”巴金始终以托尔斯泰为榜样，又有多少知识分子以巴金为榜样呢？
反观当下，令人悲哀的是，说真话并没有被知识分子亲历亲为，某些知识分子蜕变为“知道分子”、“知利分子”、“知乐分子”、“知趣分子”，就是缺少回归常识的知识分子。有些伪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让人着实不敢恭维。譬如，有的人在文革中充当帮凶、帮忙和帮闲，这有案可稽。可是时至今日，其本人仍然回避历史，文过饰非，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和悲哀。由此可见，说真话路途漫漫。
声音不能被垄断，更不能不真实。正如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说道：“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这正是巴金说真话的意义所在，但愿有更多的知识分子步入说真话的行列。
(稿源：红网)
(作者：王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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