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的困境与语境转换

　  胡克/文

    —谈谈我们现在怎样维系社会共识

　　“主流经济学”是近年来十分流行的一个概念，人们使用这个概念的用意，在于概括一种经济学派别或者思潮，属于这个派别或者追随这种经济学思潮的那些经济学家和政策建 议者，在提出和赞成这种叫法的人们那里，便被称为主流经济学家。从基本的思想倾向和理论来源讲，人们公认“主流经济学”是以西方经济学的现成形式，尤其是现代西方占据主流地位的自由市场理论作为其母本的。根据这种理论所持的坚定信念，一个以私有产权制度为普遍的生产组织形式和一个政府甚少管制的自由市场的存在，将会使得社会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状态。因此，在“主流经济学”者的内心深处，凡是与此不相符合的制度，必定是在这样那样的程度上起着阻碍最佳资源配置的负面作用，因而是必须通过改革来予以否定和改变的。

　　人们看到，正是“主流经济学”这种自以为是的核心观念的存在，使得所谓“主流经济学”在近些年频繁成为众矢之的。在围绕国有资产流失和国资改革方向的讨论中，“主流经济学”更被认为是导演了私有化过程，必须对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负责。更有甚者，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们甚至于由国企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加以引申，认定二十多年来的改革至今已经出现了方向上的错误，而罪魁祸首就是“主流经济学”。这样，二十多年来一度成为“显学”而到处受人追捧的主流经济学者们，一时间成了网络和媒体上频受质疑的对象。由于在这种一窝蜂的社会思潮面前措手不及，加之更重要的，“主流经济学”似乎并未在种种非议面前拿出像样的理论和证据来说服人们，所以，用灰头土脸来形容这一时期“主流经济学”的处境，似乎并不为过。

　　只要稍稍冷静的来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场社会思潮的出现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它的客观社会基础就是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性所产生的社会紧张和潜在社会分裂。从根本上来讲，这种弥漫的社会情绪和集体征兆恰恰为二十年来的社会转型在步入新阶段时的适时调整，提供了实践上的依据。而这种调整将使得转型过程更加贴近于基于发展前提的实践逻辑。首先是必须保持发展的持续性，这是民族国家在转型期的任何时候都须臾不可偏离的总目标；其次，在发展的前提下，为了可持续性以及基本的社会公平，必须对于改革的具体方针作这样那样的调整。我们知道，这是维护社会团结的根基所在，而二十多年来的经验表明，这种基本的社会团结又反过来构成进一步推进改革的社会基础。否则，不仅改革将难以为继，发展也会走向扭曲。

　　然而，当人们把转型期间所有产生的社会弊端一股脑儿推给“主流经济学”的时候，他们忘记了，假如事情真的像他们所说，主导二十多年来改革的就是“主流经济学”家们，那么，这就意味着，这派经济学家们不仅应当为这期间转型过程的负面现象负责，但同时也把二十多年来造成举世公认的中国转型成就也归功于“主流经济学”了。浅薄且浮躁的人们，难道你们愿意这样做吗？毕竟，改革的辉煌成就和在此过程产生的弊端是同一转型过程的正反两个方面，你不可能在认定主导者必须对于负面负责的同时不认可其正面的成功。这样简单的道理，难道还需要做什么论证吗？可叹的是，如今真是一个急功近利和简单化外加情绪化的年代，人们甚至不愿意想想，手心的反面就是手背。在2004年势如潮涌的网络言论和媒体评论那里，甚至于在自诩为人民利益代表的所谓“左派”经济学家们和郎咸平先生那里，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个手心手背的道理？

　　另一方面，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的沾沾自喜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一度似乎也忘乎所以，乐于替自己在脸上贴金，即使这份荣耀并不一定属于他们。例如，有位以主张市场理论出名的教授，就一再表明，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这样讲并不是否认西方经济学或者所谓“主流经济学”在转型过程中给我们的启发和示范作用。我们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从一个具有巨大刚性特征和惯性作用的计划经济社会走向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经济社会，不仅存在着一个发达的和成熟的西方市场经济作为示范，同时，作为这种成熟市场经济规范表达的经济学乃至于整个意识形态，也都在这样那样的程度上，通过这样那样的形式在影响着我们和我国的决策者。问题的实质在于，作为这种成熟市场经济形态抽象表达和规范表达的西方经济学，或者说，作为其中国表现形式的“主流经济学”，从来就没有真正成为主导

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独家理论。恰恰相反，“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表达非常充分的说明，整个中国的制度和社会转型，从开始直到现今，都是在按照一种实践的逻辑在行事。从指导整个转型过程的“改革、发展与稳定”的执政三要素，到顶住来自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压力，坚持

汇率改革过程的“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其中有哪个是出自于“主流经济学”或者西方教科书里现成原理的照搬和套用呢？事实上，即使在国有企业改革领域里，正如我在别的文章里所表明的，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同发生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东欧诸国和俄罗斯的私有化完全不同。不仅目标不同，方向和路径选择也都不同。而中国成功的奥秘，部分的也恰恰就在于此。相反，在这些国家，转型过程的一揽子方案不仅确确实实依据了西方经济学乃至于政治学的经典原理，而且，通过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和其它国际金融机构有组织地推行的“华盛顿共识”，通过直接聘用这些国际组织推荐的西方经济学家和诸如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作为指导改革的外国顾问团，切实地完成了一场当代历史条件下的模式照搬的大规模的社会改造运动。然而结果如何呢？

　　这样说是否对于转型以来的中国经济学界有失公允？是的，完全有可能。但是，当简单化的社会思潮图一时痛快而将整个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冠以“主流经济学”这样一个隐含着原教旨自由主义阴影的图标穷追猛打，而主流经济学自身确确实实难以割舍其同原教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关系时，我只能先从这种被图式化了的概念开始我的分析。

　　实际上，中国主流经济学的从业人员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围绕着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实践逻辑做了大量的分析和探索，并且形成了众多影响深远的理论和政策性建议，这些理论和政策性建议对于指导整个经济转型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只要稍微仔细的阅读一下这些文献，就会发现其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即规范偏离的总的倾向。假如把经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视为市场经济的规范表达的话，那么，在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学界围绕制度转型和发展所形成的浩瀚文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则是对于转型本身的过程分析而不是简单的模式照搬。这种致力于转型过程分析的经济学研究很自然的，将人们的眼光更多的置于转型过程的实际情况，也就是所谓规范偏离的现象，而其中的一个主轴，则是探讨在转型的同时如何保持经济的增长。从事情的本质上来说，正是因为主流经济学在这么多年的转型研究中坚持了实践导向的研究路径，才导致多年来经济学研究广受欢迎，才导致不少经济学人的政策性建议为各级政府决策所用，才导致主流经济学渐成显学。中国经济学界在这个空前的历史大变动年代追踪着转型发展的实践逻辑前行，并且由此而同政治决策保持同步。对于他们的俄罗斯同仁来说，由于休克式疗法的剧变而永远与本应循序展开的长期转型过程擦肩而过。他们必须立即面对剧变带来的社会分裂、动乱、扭曲和财富迅速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的现实，以及在此背景下社会生产力的急剧衰退。他们必须，也只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反省，只能在这种情形下探讨这种不一样的实践逻辑，探讨民族国家如何走出困境，走向有序发展的前景和现实条件。

　　实际上，“主流经济学”的概括是一个十分含混且容易混淆视听的说法。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并没有照搬照抄原教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否则，它如何能同渐进式展开的制度转型比肩而走并广受追捧？然而，在中国主流经济学那里，似乎又总是存在一个尾大不掉的原教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子，这便给那些急于替现实的负面现象找到根源的那些人们找到了口实。主流经济学多年来更多地在从事着“形而下”的工作，而对于那些本应成为研究基础的“形而上”问题，却不置可否，要么就是因为过于膜拜外国的老师而失去质询的勇气，要么就是功力不济。须知，西方那些但凡成为经典经济学人物的经济学家，往往都拥有深邃的哲学见解作为其构建整个体系的基础。而在当代中国，一方面是堕入碌碌无为、庸俗、图式化、无病呻吟或者食洋不化的哲学，另一方面，却是缺少路标指引的经济学研究。在这种研究背景下，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及其学说母本的原教旨自由主义经济学，始终是中国主流经济学跨不过去的一个鸿沟，一个摆脱不了的巨大的阴影。这样，追随着实践逻辑的“形而下”研究同作为基础的原教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那些“形而上”前提之间，必然产生内在的矛盾，由此形成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困境：一方面，作为积极投身于转型实践研究的经济学，它受到广泛的欢迎；另一方面，作为始终摆脱不掉的阴影，它又十分容易因为或明或暗的原教旨自由主义经济学背景而受到指责，并成为希望发泄不满情绪人们的出气筒。

　　然而，怎样从一个起初具有巨大刚性作用的计划经济社会转向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经济社会，并且在转型的同时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过程，不仅如此，这也是一个人类尚未认识的巨大领域。对于这个历史过程的实证性分析和实践逻辑的发现，肯定需要涉及到从社会运动的方法论视野、对于人的自我本质和社会本质的认识直到经济组织重构的规律性等等一大堆“形而上”问题，这些问题在经典经济学那里有着不同的描述，但是，这些描述肯定不能构成分析一个动态的转型过程的理论基础。因此，主流经济学必须从根本上超越经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框，必须超越旧的问题视野和语境才能同其对于转型发展的经济学研究保持对称。也只有这样，中国主流经济学才有远大的前途，才能摆脱经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阴影并在理论上超越它。

　　显然，作为主流经济学，它实际上构成转型期维系社会共识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它不仅同政治决策之间存在联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看待经济现象的眼光和价值偏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主流经济学同大众意识之间的分裂，肯定不是一件好事。而二者之间的趋同，则必然意味着社会更加趋于理性化和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