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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的逻各斯 被高估的罪恶
唐学鹏
善良往往被低估，罪恶却往往被高估。
这也反映在对中国鸦片战争的认知上。鸦片贸易是古老的罪恶的贸易，毋庸置疑。西方人想尽办法想向古老的中华帝国清政权输出商品，平衡贸易赤字，但是，这是徒劳的。中国怪异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不需要西方的商品。最后，西方人发现，只有一样东西比较好卖给中国人：鸦片。(Waley Arthur 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
鸦片贸易，被认为是中国在1901年之前积弱的主因，因为鸦片让中国的白银外流了，根据教科书里的说法，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5年的75年间，西方列强通过鸦片贸易掠走的白银达12.5亿两之多。
从数字上看，鸦片剥削的财富显而易见是巨大的。但是，这个数字是否构成中国国力急剧衰落的重要因素呢？中国中心论的左派学者不是说，清帝国的GDP水平巨牛无比，是当时欧洲总和的2倍多。这么大的一个总量，在1901年以前，被鸦片贸易削弱得土崩瓦解吗？
同时，中国的鸦片故事也可以检验经济学上一个古老的话题：毒品的合法化是否会导致毒品消费的无度？或者毒品的合法化是否会让毒品的价格下降(因为引入了毒品销售的竞争)？甚至减少了毒品的消费，以及围绕获得毒品的抢劫财物等犯罪行为。因为，这也是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个重要的观点：放松毒品管制可以带来更好的效应。
1858年的清帝国恰好可以承担历史的试验室。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它在1773年获得了印度鸦片专营权，控制了孟买和孟加拉所有的罂粟生产和外销。它的鸦片不仅销往中国，也销售到其他东南亚国家。只不过，中国的份额特别巨大，大约占到了70%以上。(Greenberg Michael 1951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1842)1796年，东印度公司更换了策略，不再直接向中国出口，而是建立代理商队伍，让英国和中国的一些商人成为分销商，来向中国输入鸦片。这样做的好处是，淡化了东印度公司受到的道德指责，同时，也节省了公司的交易成本。
1830年，中国的经济进入了剧烈的衰退。贸易赤字大规模出现。但是，没有理由认为，鸦片是赤字最重要的原因，鸦片对赤字的贡献率仅在20%左右。一方面是中国商品突然失去了竞争力，印度和东南亚出现了中国商品的“替代物”，另外一方面，中国的生产效率大规模降低，有历史学者认为，各种小规模的民间起义打击了帝国的生产系统。但，这个结论并不确切。还有一种说法是，是人口和土地的压力，导致的农业内卷化是生产效率急速降低的重要原因。
不管怎么说。1830年的经济衰退，使得1836年的“鸦片大争论”成为林则徐禁烟运动的话语先导。1839年的那场虎门大火引发了1840年和1856年的两场鸦片战争。《天津条约》使得清政府在1858年宣布鸦片进口合法化，鸦片的关税为8%。
以1858年为中心点，向前后纵深40年是极其有趣的。因为中国的鸦片一直从印度而来，即使在鸦片合法化之后，中国国内的鸦片种植也是相当有限。而且出产的鸦片质量上几乎没法同国际上的货色竞争。
于是，可以从东印度公司的的鸦片供应价格和需求的变化来大致判断1858年中国的合法化对鸦片的供应(国际)究竟产生何种影响？
1800年，东印度公司的鸦片每箱的价格为1100卢比，随后，一路飙升，1820年达到了4300卢比。由于，中国是印度鸦片重要的吸食地，可以看到，中国的鸦片消费在急剧扩大。也可以从中国的贸易记录上看到，鸦片在这个时候是中国白银外流的重要原因。但是，1820年以后，这个趋势就已经弱化了。鸦片的重要性大大下降，1840年的战争，并没有让鸦片变得“价高一些”，鸦片当年的价格为1000卢比。 Jeffrey A.Miron，Chris Feige 2005
同时，在1858年合法化之后，鸦片的消费增长也非常疲软，在1860年，鸦片的消费是负增长。中国的鸦片人口急剧下降。这似乎证明了毒品消费是有限制的，并非是无度的。全民皆可能是“烟鬼”，是一个道德恐吓主义的危词，人民的经济和道德理性可以抵抗毒品的“泛社会性上瘾”。1858年的鸦片价格是1300卢比，仅仅3年之后，鸦片的价格还是跌落到1000卢比以下。
贝克尔说，毒品上瘾也是一种理性行为，理性的行为就并非导致无度的泛滥。罪恶不需要被高估。鸦片的放开，对鸦片的价格不产生任何重要的影响。管制解除的最终效果总是“中性”的。重要的是，鸦片并不是中国清帝国经济衰退的原因。不过，鸦片的确可以满足于一个腐败政权的替罪的需求，以及清流人士，与人民打成一片的理想主义人士的道德讨伐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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