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克：影响中国未来的七大挑战

　　胡克/文

　　判断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未来的走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它的变化和发展受到如此复杂的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和影响，同时它的发展和变化又如此深刻的影响着这个世界。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根据二十多年来的变化和发展的轨迹和走向来大略判断几个必然的趋势，由这些趋势所形成的未来国内和国际形势既构成发展的环境同时也是对于这种发展能否进一步持续下去的挑战。

　　从两个基本层面来看，最终形成一个有序竞争的国内市场环境和全面深刻的参与国际竞争似乎已经是两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的未来发展只能在这两个基本趋势中进行。在这两个基本趋势之间又存在着性质不同彼此影响的两种关系，那就是，能否形成有序竞争的国内市场环境将在根本上构成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和社会基础，而参与国际竞争的层次和水平又会反过来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及其在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

　　关于上述课题的全面阐述也许需要整卷本的书来描述和分析。但是，在缺乏系统数据和详尽比较和排列的基础上，人们也许可以从七个事关重大的关系处理及其走向中来判断，它们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能否建立良性循环的国内市场环境以及参与国际竞争品质的哪些主要因素和方面。问题的本质在于,中国仍然是处于转型中途的国家，因此，可塑性、可变性和中途发生这样那样的方向扭曲都是可能的。建立一个制度完善和有序竞争的国内市场是中国人的千年至福，但这一切还取决于我们能否应对来自于各个方面的重大挑战，使得事情继续朝着良性的方向变化。

　　第一个挑战涉及到能否最终形成统一和初步成熟的国内市场体系。经过二十多年的转型发展，虽然从劳动力、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等主要经济要素来看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市场供求体系，但是，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我们离真正成熟的市场体系还有相当的距离。

　　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市场主体的建设还远没有完成。其中主要的则表现为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转型任务尚未完成。为了使国有资本真正成为能够适应市场竞争的主体，必须对于从国有资本和国有资产的管理方式直至它的委托代理体制进行彻底的面向市场的改革。但是，由于改革所处历史环境的复杂性和腐败等衍生现象的普遍性，随之产生了两种不同方向的思潮。一种思潮来自于一部分具体参与和操纵企业改革的当事人，包括企业的经理人员、与之关系密切的政府工作人员及其相邻的社会关系。在缺乏有效制约和公平竞争环境的历史条件下，改制的机会往往也就是这些人发财致富和损公肥私的机会。而我们知道，所谓公平竞争的环境，正是转型建设的目标之一，你不能指望等到有了这些适宜的环境之后再来进行改革。因此，腐败等衍生现象将始终会伴随改革的全过程。这种伴生现象的暗流涌动倘若不加遏制，必然会导致另外一种实践逻辑，它将会严重扭曲市场体系本身的建设和性质。

　　由上述普遍现象自然就引出了另外一种普遍的社会反应，那就是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合法性以及在道义上的正当性提出了质疑。转型无疑肯定会带来个人对于财富拥有的分化，问题在于一部分人利用转型之机法律约束的不足钻了社会和制度的空子，因此,它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反弹。2004年围绕国有企业改革所展开的论战所反映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情况。问题在于，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内，对于腐败的治理往往可以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来解决，而对于转型期的社会来说，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在这里，普遍的反弹往往有可能使得改革发生方向上的逆转。在2004年的论战中，人们急于替改革中的负面现象贴上这样那样的政治标签，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历史经验早就说明，为不满情绪所驱使的人们总是希望能找到简单的政治口号，因为这构成集体行动的既简单又有号召力的理由。而对于任何出自于真正理智和冷静的分析，人们都会不屑一顾。同时，人们也不愿意考虑任何制度再造过程的复杂性。

　　因此，旨在将竞争性原则普遍化的市场化转型仍然存在许多不明朗的社会因素和不易判断的联动反应，这些反应所引起的改革过程的实际走向究竟如何，还有待观察。至于那些需要长期发育才能解决的大量问题，比如与公平竞争的市场化体系相适应的法律体系、道德水平乃至于个人和企业信用等等问题，更属于长期适应和学习、惩戒的后果，并且构成认真应对挑战所需处理的系统性问题。还有一些更尖锐的问题涉及到市场体系的完整性。比如，如何持续地保持转型中的经济增长，究竟是基本依靠市场和民间的自发动力，还是依赖政府的投资拉动？怎样将银行和金融系统逐步调整为适应市场导向的体制和运营方式等等。

　　第二个挑战来自于中国农业人口的现代化转型。无论是从农业人口所占比例还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农业人口能否尽快进入现代化阶段都是涉及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根本性问题。然而，将长期历史形成的中国二元经济格局转变为统一的国内市场经济，并且形成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合理分布，将是转型过程最为艰难的事情。也许，再有二十年，也不一定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来自于农业人口现代化转型的挑战不仅仅是因为农业生产力的落后，不仅仅是因为由农业人口大规模的向大城市和城镇的转移过程实在过于庞大和复杂，还在于长期二元经济历史环境所形成的对于乡村的歧视和偏见，在于为这种歧视和偏见所主导的身份制度、迁徙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制度等等落后的制度惯性和遗产，在于长期处于这种历史氛围之下所造就的低人一等的落后的中国农民意识。这种精神境界的滞后将是中国农村朝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所有这些不仅导致乡村人才的长期外流和本土意识的落后，而且在根本上使得中国农业人口的生产技术更新完全仰仗于城市，不能形成基于农业生产循环自身的技术创新和意识创新体系，不能与在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中形成的科学成果产生有机的循环，而且由于人才总是不愿回流使得农业现代化的努力倍加受阻。因此，应对来自于农业现代化的挑战将是十分艰巨的，而且必须是根本性的。所谓根本性的意思是指，必须逐步彻底抛弃和改造所有那些导致农民意识低人一等的制度、习惯和偏见，朝向建设现代化的具有新型意识的新农村而努力。只要想一想将要带来农业领域彻底革命的生物工程等等科学领域的迅猛发展，就会想到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转型任务是何等艰巨与何等迫切。况且，只要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一日不除，平等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环境就一日建立不起来。

　　第三个挑战来自于转型过程中的腐败治理。经验和分析都告诉我们，腐败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必然产生的伴生现象，这是由于社会和制度结构转换过程中某些适应性机理和反应机制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将腐败治理视为成功转型的必经路径，而不是自欺欺人的把腐败现象仅仅当作某种偶然的、指望通过某种精神作用的弘扬就可以避免的暂时现象。在通向全面的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在建立一个以个人自决为主旨的竞争性社会路途中，只要还存在制度的欠缺，只要新制度真正起作用的社会条件和社会意识仍不成熟，以个人自利最大化为导向的行为原则就会在这样或那样的程度上影响着掌握着资源的公务人员和政府官员的日常行为，只要时机适当而风险甚小，就会成为某些人堕入腐败的内在诱因。

　　问题在于，对于这种由于结构性转型过程所特有的人们的反应机制和顺应机理而产生的腐败现象如果不加遏制，就会酿成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不仅将极大地损害公众对于改革的信心和降低公众对于改革的支持度，从而使得改革失去动力，而且将会使得改革方向发生扭曲，比如说，形成所谓权贵资本主义等等。人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所有的腐败行为所遵循的，实际上也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利原则，因而也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原则，然而却是一种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坏的资本主义原则，因而由此行为的普遍化所定格的市场逻辑，也必然是一种坏的市场逻辑。问题在于，某些转型国家的实践表明，一旦形成了这种坏的市场逻辑，不仅会导致普遍的社会不公正，而且完全不利于建立开放的市场且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说到底，它只能给少数人带来暴富。

　　然而，在比较了各转型国家历史实践之后可以发现，相对于那种大爆炸式的激进转型而言，中国的渐进式的制度转型能够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使得上述腐败现象的形成范围始终被控制在一定程度内，并且足以使之不至于普遍化到形成坏的市场逻辑。比如说，形成类似俄罗斯一度盛行的所谓盗贼加黑社会式的资本主义。与此同时，渐进式的转型也使得我们拥有足够的政治空间来整治腐败。可惜的是，在中国，人们对于这一点仍然存在大量的糊涂认识，甚至于以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所产生的腐败可以通过激进的政治制度转型来解决。这一点在2004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论战过程众多网民的留言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种情况充分表明，我国知识界和社会科学界对于同我们关系如此密切的转型国家的转型经验研究是怎样的欠缺甚至于无知。坦率地说，对于那些迄今为止仍然享受着财政支持的社会科学院和大学研究机构来说，如此缺乏创新意识，如此缺少应有的比较意识和敏感性，在涉及数亿人口的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实践过去很长时间之后，仍然不能拿出一些像样的研究著作，以至于社会上谬误横行，混淆视听，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与可悲的事情。

　　第四个挑战来自于建立国家科学技术创新体系。这个问题不仅与发展的可持续性相关，而且也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深度和水平的标志之一。中国的经验已经表明，后发国家只要能够保持长期的政治稳定与和平发展的环境，那么，它所拥有的成本优势在实际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就会得到充分的显现。本世纪初以来由于中国商品广泛输出所引发的国际制造业及其他相关产业纷纷向中国转移的趋势表明，稳定发展加上成本优势将有可能使得后发国家在历史上第一次处于自由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多少年来，总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利用各种手段诱迫发展中国家开放门户。须知近代中国就是在西方人的洋枪洋炮面前被迫接受自由贸易的。然而，随着欧美不顾自由贸易的原则对来自于中国的

纺织品等等人为设限，以及因为这种设限在其内部成员国之间和销售商与生产商之间乱成一团的内讧，西方国家本身开始感受到来自于自由贸易的压力和威胁。这正如德国的报纸所嘲讽的那样，现在轮到中国人来教训西方人如何遵循自由贸易的规则了。

　　但是，目前的这种依赖于国际贸易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其致命的软肋。由于单纯基于成本优势的商品输出需要因为品牌、知识产权和技术专利的使用向发达国家的企业付费，因此，商品交易中大部分的利润实际上都进入了西方企业的腰包。这种情况之所以不可持续一是因为这种情况将有可能使得整个国家的产业发展沦为“代工者”，二是因为这将使得中国的发展永远处于滞后的水平，你永远不可能达到生产和技术更新的高端。因此，你将始终处于二流国家的水平。

　　因此，随着中国企业在可预见的未来自身人工成本的提高以及资源使用及再生费用的提高，“代工型”的经济增长将难以维系。资源集约使用和循环使用成为维系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因此，不仅来自于外部的压力，上述这两个来自于内部的压力都使得整个国家全面科学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成为必须。由此引起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它将促使现有的教育制度、人才培养和使用制度、科学和技术发明及管理体系产生深刻的变革。但是，一个原则性的挑战也许很快就会摆到面前，那就是，你必须在国家的动员和组织作用与来自于个人、企业和民间的创造性活力之间维持审慎的平衡。而在现阶段，最为重要的也许就在于打破现有体制对于民间积极性的束缚，使得中国人民创造性的活力得到空前的释放。

　　第五个挑战来自于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来源的可持续性。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对于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是空前的。中国的建设和消费所引发的对于石油、

铁矿石、木材、建筑材料、水泥、有色金属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的需求是如此庞大，以至于在最近的年份里，来自于中国需求的因素已经成为整个国际市场相应原材料价格升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倘若启动国内需求尤其是农村需求的政策性导向能够形成气候，考虑到广大的乡村人口和广大中小城镇人口即将迎来的消费时代和更大规模的建设浪潮，那么，来自于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可持续供给将会给与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严峻的挑战。

　　由此带来的挑战不仅是经济上的，同时也是政治上的。首先，为了维护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性，比如为了维持石油供给的连续性，中国将不得不主动地介入一直以来因为韬光养晦的战略性考虑而不愿介入的国际事务中去。在这里，无论是中东的石油，非洲的矿产资源还是作为运输大动脉的马六甲海峡，都将陆续进入应予关注的视野中。其次，无论是能源还是其他自然资源的短缺和有限性，还是资源浪费与单位产品能耗同国际水准相比的明显过大，都一再告诫我们，现今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如果不加调整，必将走进难以为继的困境。这使得对于这一挑战的应对很自然地同第四个挑战密切的联系到了一起。至此为止，那种一度在经济学界甚为流行的所谓中国只能依靠自己的成本和资源优势来谋求发展道路的看法，将不攻自破。第三个挑战则在于，中国的企业必须在发现新型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循环使用等等方面有所作为，这同样需要依赖于科学和技术的创新及产业化。最后，经验证明，所有这些挑战的应对不仅取决于市场因素的作用及其所传达的信息，同样也取决于政策性导向的明智与否。不过，由此又会产生在市场和政府作用之间的合理均衡问题。

　　第六个挑战来自于覆盖乡村和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随着旨在竞争性原则的社会化所形成的国内市场经济环境，人们将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生活现实，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智慧、勤奋和技能等等来向社会证明自己的有用性，他们将处于一个只能依靠个人能力和自主决定来取得社会认同并获得成功的社会中。但是这也同时意味着，必定会有许多人在竞争中失利，有的是暂时的，也许有些人会永久的失去工作和生活来源。因此，在一个竞争的社会中，建立一个覆盖面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仅是人道主义关怀所必需的，而且它将直接关系到竞争性社会的长治久安。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成就仍然只能惠及城市人口中的一部分人，更不用说广大的农业人口了。然而，不仅城市就业人口的一部分会因为竞争性的原因时刻面临失业的危险，而且，不断从农业领域转向城市就业的广大农业人口，也将持续不断的形成大量的失业人群。此外，现有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本身还存在许多不合理与不完善的地方。这种保障制度由于过于严格的延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福利制度等等，因此，它在一方面使得一部分人过于安逸和养尊处优，另一方面，却对于另外一些随时处于失业边缘的人群视而不见。而一个真正起良性作用的社会保障体系至少应当使受到其保护的所有人都能同时感到压力和努力工作的必要性。

　　但是，建立这样一个覆盖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所遇到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这首先遇到的就是政府财力的问题，而这只能通过发展来逐步解决。另外，如何建立一个公平对待农村失业人口问题的广泛的社会保障网，不仅涉及到财政转移的具体问题，而且也受到长期形成的歧视农业人口的制度惯性的影响。当然，在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之外，大力发展商业保险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经验证明，商业保险的经营性质本身就决定了，它绝不能取代来自于政府社会保障体系所提供的那种社会保障功能。最后，建立各种各样的民间慈善机构和自发的社会救济组织也是很重要的。应当看到，它们连同前两种社会保障形式一起，构成了我们这个竞争愈来愈激烈的社会的稳定器。然而，由于呆板的观念教义和审批机关官僚们对于民间组织的人为抵触，这种本应得到发展的民间社会保障形式在目前还只是处于萌芽的状态。

　　第七个挑战来自于社会共识的维系。中国目前仍然处于转型的中途，因此，直至建立起一个竞争有序、制度健全和公平和谐的社会形态之前，未来许多年仍将是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的时代。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中，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分化和人群旨趣的多元化将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然而，在转型的中途，由于转型发展的不平衡性，往往会使某些人的利益过分受到伤害，而另一部分人过分收益。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对于改革的认识就会发生严重的分化，因此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整体团结。2004年围绕国企改革产生的论战和网民一窝蜂的情绪化反应就表明了这种情况。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维系适度的社会共识始终都是改革和转型持续健康演进的社会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国际社会的经验和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都证明，一个社会能否持久地保证基本的观念共识，其中一个核心的条件是这个社会中理性力量是否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网络时代，在人们的言论渠道能够拥有极其便利的方式得以表达并且能够迅速传播的时代，客观的评价和评估社会意识的主流，及时地调整某些政策性安排的失误和偏颇，以便挽回和改变某些人群的偏执反应，应当是执政者体察民情因势利导的主要方式。这样做的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这种来自于执政者和民情之间斡旋和交互作用的过程、程序和经验积累，恰恰为我们这个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家逐步走向民主治国提供了上通下达的路径。

　　然而，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在于，维系一个社会的理性倾向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的哪些基本条件是什么？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将眼光置于社会精英分子和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上，不得不将眼光置于社会科学的理性主导与社会功能问题上。而恰恰在这个某种程度上影响到民族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上，中国未来年份所遇到的挑战将会十分严峻。经验告诉我们，大众意识中的所谓社会科学真知对于普通民众的情绪走向总是起着根本性的导向作用，而他们心目中的所谓真理发现者往往就会在事实上成为某种舆论走向的旗手或者领路人。因此，问题的焦点就在于，在事关民族国家当下事态评估和未来走向的认识领域内，怎样才能保证始终由理性的声音占据上峰。

　　我再说一遍，在这个问题上未来若干年所遇到的挑战将十分严峻，因此，它足以引起所有关心中国未来持续发展人们的注意。问题的根本在于，在经过上百年来西方学术的引进和消化之后，直至目前，不仅中国社会科学建制和大学社会科学建制本身还甚为幼稚，而且，在那些主要社会科学领域和学科范畴内，基于我们这个民族自身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概念建构和理性演绎还极其初步和幼稚。由此导致的十分明显的倾向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流行的社会科学规范的范式标准几乎都来自于西方的大学和社会科学界某些人物，在某些领域，标准干脆就是西方某个流派代表人物的既定标准和已有知识。问题在于，由于这些源于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本身从根本上来源于西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概念建构和理性演绎，因此，它们不可避免的难以切合我们自身历史和现实的真实。而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由于中国社会仍将长期处于转型过程和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因此，那些形成于异域成熟社会状态之下的知识，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手里，由于它们同中国现实社会条件的巨大差距，几乎总是在不知不觉中转化为某种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道义诉求。因此，言必称希腊的反面实际上就是提出中国社会应当如何如如何的道义原则。俄罗斯等转型国家的经验表明，在不经理性分析的情况下，道义原则和诉求同社会实践的结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简单化的政策和行动。这种情况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世纪病”。我们往往自以为非常超脱，然而这种超脱就如同鲁迅所言要提着自己的头发上天一样可笑。在这种普遍的社会科学研究方式下，理性主义的、基于我们自身历史和社会现实的社会科学研究还非常薄弱。

　　在这种历史场景下，关于知识分子和社会科学趋势同大众之间的思想互动性质可想而知。因此，我向政策主导者和知识分子呼吁，必须特别关注中国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性重建问题，我们不仅必须抛弃那些过时的和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同样也必须抛弃那种无批判地接受的西方社会科学的现成的教条。正确的做法是在批判性地接受所有人类知识的前提下，以理性主义的态度分析和综合我们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唯其如此，它才有利于我们理性的认识和评价我们设身处地的现实社会，因而对于维系我们这个社会的理性主义氛围大有裨益。

　　末了说一句，对于我这里所指出的挑战和危机，已经有来自于各个方面的呼吁和反应，然而解决之道往往十分幼稚与可笑。比方说，人们希望通过恢复和弘扬儒家经典来解决问题。问题在于，对于儒家经典的今译也好，演绎也好，难道它们能够哪怕是稍稍覆盖发展至今的那些社会科学门类和范畴体系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而这也就注定了希望通过弘扬儒家经典来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社会科学和文化走向问题的尝试，从一开始就与其自身的历史地位不相称。而过分演绎则必定会使自身陷入十分滑稽的地步。

　　2005年9月6日五点三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