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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单位需用钱时就申报，获准后财政部门把资金打入单位账户，怎样花由单位说了算，“要钱”和“花钱”是两张皮。而自武汉市开始推行国库集中收付以来，需开支的单位要把开支计划向财政部门提出申请，财政部门审核后，向代理银行发出“指令”，资金不再经过单位账户，直接打入为单位服务的“卖家”账户。(《人民日报》8月30日报道)
机关开支由财政直接支付，不再通过单位这个“二传手”，这样的举措，从创新意义
上说，并无特别之处。但是，对于我们历来在反腐败问题上崇尚“教育为主”的理念来说，其意义又不可小视。财政授权支付制度，实际上等于剥夺了要求财政支持的单位“财政二传手”的资格——需要财政资金支付商品或服务的购买吗？行！给你，但这钱不能交到你手上，要由财政直接把钱打到卖者的账户上，你等着提货或接受服务就是了。有人也许会说，政府怎么那么小家子气，怎么那么不信任下级？要我说，这“小家子气”是多年来被无数的“败家子”逼出来的，这“小家子气”来的还是太晚了点。至于说这“信任下级”，其涵义也应该“与时俱进”——信任本该是建立在没有大漏洞可钻前提下的有限信任，正可谓“信任诚可贵，堵漏价更高”。说起“财政二传手”挤占、挪用财政专用拨款的事例，说起行政用车维修保养、会务浪费、礼品腐败等开支“无底洞”现象，其实谁都明白这一切是如何形成的，谁都知道这一切根本就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而实在是“不吃白不吃”的问题。
针对当前有些地方政府连救灾款都敢截留挪用的“雁过拔毛”现象，有人曾经笑称，如今只能请国务院总理亲自来向灾民来发放政府救济款了。话虽然有些偏激，但就目前财政资金跑冒滴漏现象来看，建立“国库集中收付中心”这样的举措，尽管从“制度反腐”的角度上说有一定意义，但也只能说是一个小小的“序曲”。反腐败，制度挖潜的空间其实还很大。“取消财政二传手”，是从简化财政资金拨付程序的意义上提出来的，如果就此加以引申，很多投资或开支从立项、审批等源头上，都还大有监控文章可做。
制度反腐，从根本上说是“切断诱惑之源”；制度反腐，就是要将公权转化的利益“不吃白不吃”，转变为“公权难以转化为私利，想吃吃不着”。制度，是决定人们意识的巨大“存在”。有了这样的“存在”，说服、教育、奖惩才能更有力度，更有地放矢，从而更加有效。制度与教育各自的特点才能更加相得益彰。
(稿源：红网)
(作者：马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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