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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健
在个人所得税征收上，“富人多出”既是世界惯例，也是舆论多年来形成的共识。可喜的是，政府不但没有对此持疑义，而且还在实践上(利用提高起征点)向这个惯例靠近了一小步。可是，8月28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刊登了一篇题为《富人多征税难以操作，霸王硬上弓可能付社会成本》的文章，让人大跌眼镜。
该文观点如下：“表面上看来，对富人征税天经地义，事实上却是难以操作的。在此前讨论开征遗产税时，已经充分揭示了财产隐秘性给征税带来的巨大困难，此时如果要霸王硬上弓，很可能导致更大的社会成本，对一个急需拉动投资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国家来说，贸然对富人征收重税也是有待商榷的。”
向富人征个税，当然要比从上班族的工资中直接扣税麻烦一点，但“麻烦”就可成为“不操作”的理由吗？在制定政策上避难就易，是改革开放初期为打开改革突破口不得不采取的办法，到了当下这个“改革正在过大关”的时代，这个“很多问题再绕就绕不过去”的时候，已有的习惯做法必须改变。改革不是开车兜风，当然有难度，我们已经到了知难而进、越是难点越要攻克越不能回避的时候了。
从这个角度看，拿“富人财产相对隐秘导致遗产税难以开征”作论据是非常牵强的———骑自行车、租房或住廉价房的人，难道和开宝马、住别墅的人很难区分吗？文章说，用“霸王硬上弓”的方式向富人征税，很可能导致更大的社会成本。但我要问：中国的贫富分化已经超越国际认可的警戒线是不是社会成本？现实社会中弥漫的仇富心理以及由此引发的矛盾是不是社会成本？不但是，而且是更大的、越积累代价越大的社会成本，为了小成本而忽略大成本，这不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短视行为吗？
文章还说“对一个急需拉动投资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国家来说，贸然对富人征收重税也是有待商榷的”，笔者更持反对态度：这种发展观是典型的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的发展观。这种不择手段的发展观，已经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中央正在以科学发展观来大力纠正和取代它，如果现在仍要用这种发展观来指导个税改革或政策的制定，是在开时代的倒车。
至于让富人多缴一点个税就是“征收重税”，这就更可笑了，如果中国的富人以前交的税很重，怎么会出现“10%的富人掌握着中国70%以上财富”的局面？如果连个税都不让他们多缴，这种财富倒挂的现象将进一步加大，照此下去，总有一天会出现5%的富人掌管全国90%财富的可怕局面！
还有，难道富人投资才算投资，而钱在穷人或中产者手里就算垃圾或影响经济发展了？不。穷人脱贫和过上有基本尊严的生活远比富人更富重要得多。不少有识的经济学家都在呼吁，为避免中国经济在下一阶段的紧缩和滑坡，必须藏富于人数众多的普通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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