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因素，都不是单纯靠收紧中国国内的货币供应能够解决的。换句话说，货币政策对供给因素导致的通胀作用是有限的。

　　近几个月来，CPI逐月下降。这与其说主要是从紧的货币政策产生了效果，不如说主要是食品价格回落的结果。食品价格回落，已经解除了通胀的主要威胁。而国际市场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受到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也在明显回落。其中原油价格已经从每桶140多美元的高点回落到70美元左右。这进一步保证了国内未来一个时期内通胀率不会继续上扬。

　　如果说，货币供应增长过快对通胀的影响有许多不确定性，但货币供应增长过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是确定的，它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2008年1～9月份虽然保持了9.9%的经济增长率，但第三季度只达到了9%。这显然已经低于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可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考虑到变动的滞后期，特别是考虑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第二季度增长率继续下滑的可能性很大。

　　上述这些情况，使我们有理由对前一个时期的反通胀政策进行检讨，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首先，对不同原因导致的价格上涨，需要有不同的对策。由于供给因素导致的部分产品价格上涨，一般而言，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价格机制自发调节，能够带来供给的增加。而对于像农产品这样关系老百姓基本需要，但生产周期长、影响生产的不确定因素多(气候、饲料价格、国际市场变动等)、价格波动大因而市场调节不容易在短期奏效的产品，政府可以采取政策鼓励来协助市场调节，并可以审时度势采取增加进口、对进口环节或消费者实行临时价格补贴等措施减缓短期内消费者面临的冲击。对供给因素导致的价格上涨，紧缩货币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政策工具，不应当作为主要的政策选择。

　　其次，由于过去较长时期货币供应增长过快，导致了流动性过剩，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收缩货币供应是合理的。不过，在过去几个月中，货币政策收得偏急偏紧。2008年9月与上年同期相比，货币供应量(M1)仅增长了9.4%，低于同期9.9%的 GDP增长率；比2007年的M1增长率陡然下降了11.6个百分点。

　　还应当考虑到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是按名义值计算，而经济增长率则是以不变价格衡量的，因此它们之间的实际差距要大得多。如果两者都按名义值衡量，则这期间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比GDP 增长率低了9.9个百分点。再看贷款的增长，2008年9月末的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4.5%，似乎不低，但扣除价格指数(按PPI计算)后，实际仅增长5.7%，也远低于经济增长率。因此，最近经济增长率的下落，显然与货币供应收得过紧是有直接关系的。

　　面对这种情况，特别是为了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需要由“从紧的货币政策” 明确转向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内需与外需的关系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泡沫破裂，但根源在于长期以来美国过度消费、高额负债的经济模式和放大风险的金融衍生工具。2007年，美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高达72%，净储蓄只有一位数。这次危机的爆发，表明了美国消费模式存在严重问题，预示世界经济秩序将要发生重大调整。因此金融危机的影响必然扩展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实体经济，带来衰退和不景气。

　　在储蓄和消费模式上，中国恰好和美国形成两极。2007年，中国居民消费仅占GDP的35%，加上政府消费也只占49%。中国的高额储蓄和巨额外汇储备不仅支撑了大规模国内投资和经济高速增长，也弥补了美国的储蓄不足和贸易逆差，成为其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美国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品出口市场，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美国消费者也受惠于中国的廉价消费品，提高了其实际生活水平。因此中美这两种消费模式的差别形成了一个时期以来两国经济的互补。

　　面临世界金融危机，中国高达1.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保证了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使中国经济在世界金融危机浪潮的冲击下仍然保持强有力的地位。但中国经济也面临着自己的问题。中国的主要问题恰恰在于消费比重过低，导致内需不足以支撑生产能力的高速增长，因此严重地依赖国外市场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 2007年，中国净出口占到GDP的8.9%。一旦美欧经济发生衰退，需求萎缩，就会严重打击中国出口产业，造成经济增长失速。而由于目前美国的消费模式不可持续，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仍然有足够的实力应对正在到来的经济挑战。如果能够显著提升消费在GDP中的份额，中国就可以有效地以增长的内需替代萎缩的外需，继续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但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现象，特别在最近10 年中双双下滑了10个百分点。这源于经济的某些内在机制缺陷，并造成了经济内部结构的失衡。纠正这一结构失衡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重要任务，需要持续地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切实改善医疗、教育方面的公共服务，大幅度增加廉租房供应，减轻中低收入居民在看病、子女教育和住房方面的负担和压力，使他们敢于消费，把过高的储蓄率降下来。第二，推进资源税改革、土地转让制度的改革、垄断部门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顺收入分配机制，纠正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扭曲，使经济发展能够更多地惠及大众，从而也能够带动大众消费。第三，推进与城市化相关的基本福利制度改革，为农民工稳定地在城市安家落户创造良好条件。第四，改善小企业经营环境，创造和增加就业机会。第五，调整农村贫困线标准，提高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改善农村扶贫和低保的针对性，提高扶贫效率。

　　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简单概括为：减轻负担、理顺机制、促进进城、扩大就业、转移支付。

　　以上这些措施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是十分必要的，但即使全力推进，也需要经过一个时期才能对抑制最终消费率下降、扭转结构失衡产生效果。在短期内，在经济景气受到影响，未来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居民通常会选择降低消费，进一步提高储蓄。因此就总需求调节而言，单纯依赖启动消费的政策将是远水不解近渴。在短期，财政政策应当从稳健转向积极，以弥补消费需求的不足。-

　　作者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责任编辑　刘　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