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国经济的外部非均衡所具有的自发性、国际性和中长期性决定了我们应改变“以调内为主，调外为辅”的政策定位，“内调收入分配结构，进而调整储蓄-消费结构”应当与“外调进口和资本流动，进而缓和双顺差的过度增长”并举，使之具有同等地位。

　　第三，中国货币增长以及信贷增长在总量上依然处于一个较为适度、可控的范围，治理结构性价格上涨问题依然需要总量从紧的货币政策配合，货币政策需要调整的不是总量，而是信贷投放的结构。应当适度调整信贷投放的区域结构、行业结构以及企业结构，保证优质企业正常的生产投资以及发达区域的资金运转。可以考虑重新启动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

　　第四，在国际游资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工具应继续坚持以数量型格局调整为主的策略，价格型工具的启用应当根据国际利率的变动以及世界汇率结构性调整的状况进行相机决策。货币政策应当为一个稳定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创造条件，避免因为货币政策的调整而导致资本和金融市场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因此，货币当局必须顶住各种利益集团的压力，不宜放松货币政策导向而为股市、房地产市场输血。与此同时，政府也不宜出台引起股市和房市波动的政策，在防止房市大幅度下跌的前提下，应当以稳定房地产价格和资本价格为首要目标，以避免助长投机资本的投机行为，使之“低点进入，高点出逃”，引发资本市场的大动荡，进而导致经济的大动荡。

　　第五，汇率政策必须权衡“战略性目标”与“战术性目标”、“总量性目标”与“结构性目标”、“金融目标”与“实体目标”之间的利弊。中国外需的下滑是由于外部需求、贸易政策调整、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工资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调整的结果，因此，不能因为中国外需的下滑而停止中国汇改的步伐，不能因为游资的问题而采取激进放开的方案。所以，人民币升值应当在坚持以往“渐进、自主、可控”原则的基础上，适度下调升值的幅度，增加短期波动的浮动。短期大幅度调整人民币汇率不仅不能改变人民币升值预期，在大量游资存在国内市场的情况下反而正中了投机资本的下怀。

　　第六，财政政策应当采取中性定位、积极操作的定位，适度改变年初政策取向，适度扩大支出的规模。这主要体现在：一是支持灾后重建工作；二是积极进行经济下行区间财政支出的中期规划，加强对人力资本的公益性投资，加强对战略性产业的支持，通过这些财政投入，在短期可以弥补由于外需下滑带来的总量收缩，在中期可以为下一轮经济增长培育新的支撑点，财政不能因为上行区间超收而过度进行总量扩张；三是应当加强各种生产和消费价格补贴，以缓和结构性价格上涨带来的民生问题。

　　第七，启动消费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消费加速和消费升级是一个战略性的目标，因此在短期中国经济的总量平衡不宜过多寄托于消费的加速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各种改革的停止。不过，在结构性价格上涨问题依然严峻的环境中，在短期不宜过度依赖于工资形成机制改革来达到此项目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