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稻为桑”何以弄巧成拙

　　文/郭梓林

　　一项利国利民的国策，却因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争夺而变得祸国殃民

　　在明末清初之前一千多年里，中国的经济形态，一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除了盐、铁等重要物质实行国有垄断经营之外，国家对蚕桑、粮草的生产和流通大体都是放开的。从电视剧《乔家大院》中，我们可以看到，晋商的发迹主要是在北方的边境地区。因为那里有大量的屯兵，实行自由粮草交易，不仅减轻了国家的负担，而且给山西人创造了发展贸易的机会。当然，晋商以战争为商机，囤积粮草，发战争财，那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到了明末清初时，中国的皇帝才开始有意识地出台一些影响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

　　嘉靖年间，国库空虚，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民间传说：“嘉靖嘉靖，家家干净。”到了老百姓都说家家干净的时候，不仅帝王不幸福了，而且帝国的生存都是个问题，何以奢谈可持续发展？

　　在《大明王朝1566》中，严嵩父子连哄带诱，与嘉靖共同忽悠出了一项“改稻为桑”的国策，目的是要通过发展生产，扩大出口，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填补亏空。

　　表面听起来，“改稻为桑”无论如何是利国利民的一项好政策。农民种地的收入不如种桑的收入高，嘉靖又决定不增加"改稻为桑"者的税收。而且蚕桑业的发展，必然带来农业向手工业的转移，几千年来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下人因此有望拿到“农转非”户口，这是多大的好事呀，老百姓怎能不拥护？

　　然而，“改稻为桑”这个看似英明的国策，就出了问题。

　　急功近利。推行这项国策的人提出了“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的目标。第一年就要织出五十万匹丝绸，而且已经与洋人签订了出口合同。典型的“政绩工程”！尽管当时的官员还不善于以“亲民”为口号，打出“为老百姓办几件实事”"的旗帜，但做事已经胆气十足了。为了推行国策，官府竟派士兵骑着战马去踏农民的秧田，引发了杭州郊区的老百姓到总督府集体上访的事件。

　　兼并土地。要保证丝绸的规模生产和质量，必须解决原料生产的规模经济问题。所以“改稻为桑”必然涉及土地兼并问题。如果古人能够像现代人一样，在土地兼并的同时，辅之以合理的补偿和就业人口的转移，本也无事。但那个时代的统治阶级是想不出现代人的办法的。于是，商人为了降低土地兼并的成本，与政府官员勾结，通过行政权力来压低土地价格。勾结的背后，是政府官员从中瓜分相当份额的巨大利益，所谓少数人吃多数人，再少也是多。

　　这不禁让人想起前些年某些城市，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谈好了土地价格，然后不惜动用公安甚至“黑社会”强行拆迁，旧城改造成为不断引发群体上访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意思的是，推行“改稻为桑”的一派，高举推行国策的伟大旗帜，雷厉风行，敢做敢为，大刀阔斧，义正辞严。而他们的改革措施，却激起了有良知的官员的反对与阻挠，由于不便与皇上钦定的国策作对，“改稻为桑”的反对派，一方面以百姓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自居，另一方面又只能阳奉阴违。于是，这场博弈成了一场明枪暗箭的党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