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保障体制亟须三足共立

　　谁来保障我们的“养命钱”?

　　养老金保障体制亟须三足共立

　　本报记者 单一良报道

　　“按照规定，事业单位的人退休后到手的退休收入基本等于在岗时的工资，我们退休金拿得算高的。”吴佩珍欣喜地说。还有一年就要退休的她，现在上海市徐汇区一家市立重点小学当老师，每月收入3500元左右。而她在当地一家大企业里担任高级工程师的丈夫，虽然月薪有6000多元，但“退休后的工资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算才1000多元，比我低多了”。

　　养老金的标准由于所在单位性质的不同而被拉开差距，在上海算不上什么新鲜事。由于有城保、镇保(小城镇社会保险，针对失地农民)和农保这三张网的存在，这个地区的绝大多数人——包括农民，至少都可以对“养老”抱有一定程度的憧憬。

　　两个月前，上海市政府下发了《上海市社会保障“十一五”规划》通知，要求到2010年，上海“城保”、“镇保”、“农保”等各类基本社会保险参保总人数达到1150万人左右，市民享有各类基本社会保障权益人数的比重达到98%左右，而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人数达到350万人左右，覆盖面不低于90%。

　　“基本社会保险应该是低平台、广覆盖的。对于城保、镇保和农保，上海的考虑是发展镇保，完善城保，最终取消农保。”这是上海市3年前就基本确定的社保改革的大方向，如果不是因为2006年的社保基金案，目标或许会提早实现。

　　但上海的个案并不代表整个中国。

　　被“分割”的养老网

　　2007年11月29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首次发布的《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险基本情况》显示，目前中国城镇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率达到76%，但“农村养老保险的推进比较缓慢，覆盖面还比较小”。据有关统计，占中国总人口70%的农民，只享有社会保障支出的10%左右，而占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却享用将近90%的社会保障支出费用。

　　而一组来自2007年两会的数据则显示：从2000年到2005年的6年间，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金年均增长13.07%和11.48%，同期企业退休职工的收入年均增长仅有6.92%。为此，自2005年年中开始，国务院向全国近4000多万企业退休员工做出“养老金连涨3年” 的承诺，这一承诺到2007年又再一次被重申并提高标准。

　　一面是城镇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养老金差距过大，一面是基本养老保障还没有实现城乡“全覆盖”，再加上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经济不平衡，中国的养老保险体制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不得不面临诸多尴尬。

　　“中国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开始，就侧重于城市；在城市，又侧重于全民所有制部门，即国有的企事业单位和行政部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赵人伟研究员认为，这种状况固然与当时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也因城乡二元分割的政策因素以及长期以来个人福利的“单位化”倾向而得到强化。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是被列入中央统收统支范围的重要一项，农民则依靠土地实现自身保障。但“文革”的发生，打破了国有部门当中企业的正常缴费机制，使得一体化的社会保险制度无法正常运转。因此，当时的财政部不得不于1969年2月发出有关通知，要求“国营企业一律停止提取劳动保险金”，所有劳保开支在营业外列支。

　　原本具有很强互济性质的社会保险被“微观化”为企业保险和单位保险，单位化的分割使得前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丧失了统筹职能，这不仅加大了单位之间在保险待遇上的苦乐不均，而且恶化了职工在养老金筹资和给付上的代际冲突。

　　此后随着经济状况的恶化，由政府包揽的福利开支开始难以为继，在统收统支的承诺无法兑现的情况下，为了应对支付危机，政府逐渐把责任放给了企业或单位，“单位办社会”的现象开始盛行。

　　尽管进入上世纪80年代，对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探索已经开始，但上述“政府缺位”状况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得以改观。1993年的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将社会保障体制同现代企业制度、统一的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收入分配制度并列为构筑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出“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