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战略需要看清十大问题(2)

　　人民币汇率不存在真实压力

　　“八五”时期以来，中国开始形成稳定的贸易顺差格局，到“十五”末期，已经累计形成了超过38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其中“十五”时期累计的贸易顺差超过了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累计顺差额的55％。与此同时，1990年代初以来随着中国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在资本项下也出现了不断扩大的顺差，这种“双顺差”格局，使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不断高涨，在国内对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也要许多人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那么在新对外开放战略中应当怎样安排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呢？

　　汇率是两国货币的折算率，其基础是两国商品价格体系的比较，而各国商品的价格水平，则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水平所决定的。由于冷战使南北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隔绝，由此形成了南北国家间高达几十倍的生产要素价格差距，即便是在冷战结束后开启了新的全球化时代，但是除了资本要素外，土地与劳动力要素仍不可能自由流动，这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要素价格及其商品价格体系就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拉平，而是会在未来十几至二十多年内仍然存在着巨大落差，这个高达几十倍的价格体系落差不是简单地调整汇率就可以校正的。

　　国外经常以人民币低估来作为要求

人民币升值的理由，但是从理论角度看，货币的对应物是商品，商品的价值不提升，货币的升值就没有根据。举例来说，在目前的中国，一亩土地用在农业生产方面，其价值只能以数百元计，但是若转移到工、商业用途，其价值则会上升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是因为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在工商业领域所获得的产出价值，可以比农业高出几十乃至上百倍。同理，一个劳动力如果从事农业生产，一年所创造的价值只有千元左右，而转为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则可以创造出万元以上的价值，所以当工业化过程中大量生产要素从低报酬率的部门向高报酬率的部门转移时，就会导致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普遍提升，从而抬高了本国货币所包含的价值，这就是本币升值的依据，这也是为什么各工业化国家都是在基本上完成工业化任务的时候，本币才会出现较大幅度提升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中国的地价和劳动力价格都上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币升值就有充足的理由，反之，在中国直到目前还有60％的农村人口，工业化刚刚进入到中期阶段的时候，硬要中国脱离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本币升值来提高本国的要素价值，才真正是对人民币的高估。

　　从发达国家角度看，要求人民币升值也不符合本国的最大利益。由于在新的全球化时代，一种完全相同的产品可以在两个存在着巨大价格落差的经济体系中生产和采购，发达国家如果仍然把生产和采购放在国内，就必然要支付高昂的成本和损失巨大的利润，放到发展中国家生产和采购则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和获得巨大利润，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币值上升就会导致发达国家的利益损失，这是已经进行了产业资本转移的发达国家企业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已经从发展中国家进行大量采购和销售中获利的贸易、流通商所不愿意看到的。在新全球化格局中真正受损的是没有能力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和采购转移的中、小制造商与流通商，以及部分失去工资岗位的产业工人，而他们实际上也已经从享受低价进口产品中获益。所以，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虽然一直不断，但由于受到新全球化利益的左右，结局仍然会是“雷声大、雨点小”，并不是真想通过压迫人民币升值来解决贸易平衡问题。

　　由于在今后长期内并不存在着对人民币的真实压力，人民币升值的过程还是要与中国工业化的进展同步，具体说就是要保持在真实换汇成本的水平上就可以了。

　　怎样看待未来10年贸易顺差扩大问题

　　中国的收入分配矛盾需要通过扩大外需来缓解，而且新的全球化格局也提供了这种可能，但还需要研究有关问题。

　　一个问题是，贸易顺差需要扩大到何种规模才对缓解国内净储蓄过度增长为有利。中国净储蓄过剩的一个表现是国内银行体系的“存差”，1999年中国的存差额首次突破1.5万亿元，到2006年末则突破了11万亿元。与此相对应，这三年累计的贸易顺差只有2.5万亿元人民币，仅相当于当年国内新增净储蓄的40％，所以国内商品过剩的矛盾还是很明显。如果按近5年银行存差增长的速度计算，到2015年当年新增存差总额可能会增加到超过30万亿元人民币，按目前汇率折算就是超过3万亿美元，即使按目前顺差占国内当年新增净储蓄的40％计算，也应该形成10000亿美元以上的贸易顺差。当然在未来10年通过各种扩大国内消费的政策，国内净储蓄的形成速度也会有所减缓，甚至可能是明显减缓，但仍然有可能超过10万亿元的年新增额，因此要求到2015年贸易顺差额增长到3000亿美元，并不是一个很不切实际的目标，也与目前外需缓解国内过剩矛盾的程度相同，如果2015年当年新增存差真的突破了10万亿元，实际上当年中国贸易顺差额超过5000亿美元才会更理想。

　　另一个问题是，在当今世界只有德国的贸易顺差总额达到过1500亿美元，未来10年中国的顺差额达到3000亿美元，这个目标是否太高了呢？必须看到，中国的人口规模15倍于德国，日本与德国在二战后的出口高峰，人均出口额都曾达到8000美元以上，人均贸易顺差额都曾达到1500美元以上。按此计算，以2015年中国人口14亿计，仅贸易顺差额就可以超过2万亿美元，要求到201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额达到3000亿美元又有什么了不得的呢？

　　外汇储备：化解风险是当务之急

　　贸易顺差扩大加可能会增多的国际投资流入，会不断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如果到2015年前中国的年贸易顺差额会增加到3000亿美元，年利用外资额平均达到1000亿美元，则仅由于这两个原因，未来10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就可能新增2.5万亿美元，加目前的外汇储备规模和部分“热钱”流入，未来10年外汇储备规模可能上升到超过4万亿美元，这已经基本等同于目前全世界的外汇储备总额了。

　　在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动荡不定的形势下，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规模必然会招致极大的风险，因此必须从两个方面考虑化解风险的办法。

　　首先是应调整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过于集中在美元，而美元正在累积着越来越高的风险。外汇资产与其他资产的不同之处是，外汇是一种“平衡资产”，即对于国际主要货币来说，这种货币涨了，必然是另一种货币降了，所以只要货币储备的篮子比较均衡，一般来说就可以避免货币汇率变动的损失。而证券、房地产等资产形态，则具有同升同降的性质，无法通过建立对冲机制来避险。

　　另一个办法是尽快建立中国的石油、贵金属和其他重要矿产资源的战略储备，并且鼓励中国企业到境外大规模购买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资源，例如油田和矿山等。中国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的特征越来越明显，由于天然禀赋的资源不足，中国也越来越加深依赖国际资源，例如石油和铁矿石等的国际依赖率都已达到40%～50％，这样当国际社会发生任何动荡的时候，必然会明显影响到中国的物质生产供应链，但是我国直到最近才提出建立石油战略储备的任务，初步的目标是建立大约一周左右的战略储备油，与发达国家目前已经建立的3个月以上的战略储备油规模相差甚远，而建立其他重要矿产储备的任务直到目前也没有被提出来，这无疑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安全性。我们一方面拥有巨大的外汇储备资产，一方面又急需建立各种重要的资源储备，完全应该也有条件加快建立战略储备资源和推动企业到海外收购的工作。

　　必须认识清楚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储备的形式绝不只是一个，实物储备形式也是重要的储备形式。中国由于贸易顺差扩大和大量吸纳外资会形成大量外汇收入，但是把这些外汇收入是用于增加外汇储备，还是用于增加实物储备，是中国政府可以选择的。中国过去外汇储备不多，为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与人民币的稳定，适当增加外汇规模是必需的，但是按照国际惯例，拥有大约相当于3个月的进口规模就可以了，拥有满足6个月进口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足够了，按照满足6个月进口的标准，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1995年就达到了，而到今年3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相当于15个月的进口额，实在是太大了，但重要战略资源的实物储备规模以石油来说，却连国际公认标准的10％都不到，又实在是太小了，所以，尽快转换中国储备的形态，实在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还应该看到，由于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货币脱离物质产品的生产与流通急剧膨胀，已经酝酿成巨大的货币泡沫，迟早会通过国际金融体系危机的爆发，引起严重的全球通货膨胀，因此即便可以通过调整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来化解汇率的风险，但还是不能避免国际货币泡沫破灭时庞大外汇储备对实物剧烈贬值的风险，这就更突出了尽早把货币资产大量转化成实物资产的必要性。

　　对外开放区域需要新突破口

　　在新全球化格局的发展中，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后续重点将是重工产业，这将会导致发展中国家承接的国际投资和出口增长都会向重工产业转移，而对中国来说，重工业基础最发达，但目前利用程度最不充分的是东北三省，因此新对外开放战略的区域重点应该选择东北。

　　走出东北振兴之路还是要靠对外开放。在外部，发达国家转移重化工业的浪潮正在兴起，在中国内部，东北地区重工业的基础是相对最好的。东北地区的重工业虽然缺乏本地市场，但是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却可以靠外部国际市场对重化工业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也可以靠引进发达国家的重工产业资本转移，来完成对本地区重工业技术基础的改造与升级，从而走出一条振兴东北经济的新路子。东北地区通过对外开放实现新的振兴，也将使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带在沿海地区从南到北连成一片，使中国的对外开放出现新的区域经济格局。

　　东北三省除辽宁有发达的出海口外，吉、黑两省都不能直接出海，这是东北通过扩大开放实现经济振兴的重要障碍。从珲春地区打开吉、黑两省出海通道的构想已经议论了多年，许多国际机构也在大力推动，但进展不大。如果能把东北定为新对外开放占领的重点地区，这个问题就必须放到战略重点的地位加紧解决。

　　树立新的国家经济安全观

　　新对外开放战略要求中国经济要更深地融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之中，特别是要不断加深对海外资源的依赖，这是否会对中国的经济安全造成新威胁？这个问题还要从新全球化格局的特点来回答。

　　在当今时代由于发达国家的物质产业已经丧失了全球的比较优势，将会不断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物质产品供应的依赖，从这个意义上讲，发达国家的生存形态已经发生了质变。拥有世界霸权的大国当然不愿意看到中国经济的崛起，但是新的全球化格局框架下，只有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物质生产能力增长，发达国家的物质产品消费才能增加，反之，如果中国的海外资源产品供应链断裂，也等同于发达国家要失去物质产品供应的保障，因此这种依赖发展中国家物质生产的格局，就是中国最好的国际安全保证，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物质产品供应依赖越深，中国的国际安全保障度就会越高。所以，在国际经济格局已经并仍在发生剧烈改变的新时代，要有新的国家经济安全观。

　　开放战略要与外交战略协调好

　　从总的变化方向讲，西方国家将会不断加深对中国生产的依赖，特别是在进入到发达国家对中国进行大规模重工产业资本转移后，这种依赖会更加明显，这会使中国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外交关系中，逐步取得日益明显的优势地位，也会使中国与各发达国家的关系更加友好，也取得了某种国际安全保障。

　　但是，由于中国必须从许多发展中国家取得资源，甚至把超过一半的世界资源，都吸收到中国来使用，同时又承接了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资本的主体和大部分市场需求，这样就会使多数发展中国家无法与中国一样，享受新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好处，从而可能使中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产生越来越大的经济发展差距，以及围绕发展机会产生的越来越多的冲突。

　　在二战后所形成的“水平分工圈”与“垂直分工圈”框架内，工业制成品基本是在发达国家内流动，工业原料则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新的全球化浪潮已经改变了原有的国际经济框架，随着国际产业资本的转移，制造业产品开始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工业原料则开始从部分发展中国家，流向另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这个全球经济格局的新变动中，中国由于自身所具备的各种优势，一方面在不断吸纳发展中国家所提供的各种工业原料，一方面向发达国家输出制造业产品，同时还把部分制造业产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输出，在某种程度上是重复了二战后的国际经济框架，替代了以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虽然获得了经济发展的新机会，也会因此重复战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所以，如何处理好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外交关系，是中国在经济发展新阶段所必须慎重对待的新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不仅中国的资源获得会失去可靠保障，还会被其他发展中国家孤立。因此，新的对外开放战略，要求中国的外交战略也必须着眼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需要，做必要的调整，要把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放到更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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