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战略需要看清十大问题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 王建

    新对外开放战略需要具体化为许多相关的政策，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讨论与政策相关的一些认识问题，因为只有澄清了某些模糊认识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

　　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到底高不高

　　2006年，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超过了67％，其中出口依存度已经超过了37％。这样高的贸易依存度在世界各大国的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例如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日、德三国，目前只有德国的出口依存度超过了30％，日本和美国都在10％上下，日本在出口依存度最高时也不过16％，美国则从未超过12％，因此许多人认为中国已经不应该继续允许贸易依存度的上升了。

　　如果未来2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7.5％，贸易增长率平均为8％，则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肯定还会继续上升，到2030年可能会上升到72％以上，这样的战略目标设计是否有问题呢？

　　当我们讨论中国贸易依存度的时候必须看到一个新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动力源的变化。自上世纪60～80年代东亚地区相继出现经济“起飞”的各经济体，虽然都是靠出口高速增长带动工业化加速，但外资企业在出口中的比重都不高。例如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可在出口中外资企业的比重几乎等于“零”；“亚洲四小”在197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外资出口比重不超过8％；而东南亚“五小虎”在198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外资企业出口比重仅占到20％。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外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出口迅猛增长的主要的推动力，到2005年，外资企业出口比重已经达到58.3％。如果不是在“冷战”结束后出现了新的全球化浪潮，发达国家产业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形成了巨浪，在中国也不会出现自1990年代初以来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出口高增长，因此，绝不能用所谓的历史规律来硬套中国今天的现实，只进行笼统的比较就提出中国贸易依存度过高的结论，而是应该依据国际经济环境已经深刻改变的客观现实，来重新认识与设计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否则就会痛失促进中国加快工业化速度的最有利国际机遇。

　　外资真到了该限制的时候了?

　　据商务部《2004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目前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中，跨国公司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已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在有些产业领域甚至超过了90％，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某些产业领域，外资企业已经形成了闭环的产业链条。在当前讨论有关利用外资积极意义的时候，许多人似乎仅认为外资对促进中国就业有作用，而在经济安全、技术创新、民族工业发展等诸方面，外资都已不具有积极作用了，在保护环境和抑制国内资产泡沫方面，外资甚至发挥了极为负面的影响。由于中国目前已经开始出现庞大的资本剩余，许多人认为目前已经到需要限制利用外资规模的时候了。

　　任何事情都有两个方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而政策制定者的责任，是必须分清楚在一个事情中是好的一面大还是坏的一面大，权衡利弊才有正确的取舍。中国在资本方面虽然已经可以不依赖外资，但是在仍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科技与技术水平差距的阶段，只要扩大引进的外资是带有高技术含量的，从总体来说对中国就是有利的一面大。

　　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由于新的全球化格局仍会继续深入发展，发达国家下一步产业转移的重点将集中到重化工业方面，而重化工业不仅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更是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继续鼓励扩大外资流入所获得的利益，将会通过中国重化工产业获得更快的产业结构升级速度，更快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等方面展现出来。反之，中国如果不抓住这个机遇，就会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所获得，中国就会在新全球化的增长格局中落后、掉队。

　　外资流入扩大的确会对中国的许多重要产业领域形成控制甚至垄断，但首先是要看这些生产能力是否可以被中国的经济发展所利用，为充实中国的国家经济实力作出贡献。从改革开放以来转移到中国的外资企业实际情况看，这些外资企业一般都会是先满足了中国国内的需求，多出部分才拿来出口，有些行业中的外资企业目前外销比率很高，但首要原因不是不愿意扩大内销比重，而是在现阶段中国的内需还吸纳不了，随着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外资企业的内外销比率也会发生改变，也有许多外资企业原本就是奔着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来的，这就是一个推动中国产出增长与满足国内需求增长的过程。日本和“亚洲四小”在经济起飞过程中的所谓“高速增长期”一般只能持续10年左右，但中国从1978年至今，已经创造出持续28年高增长的世界奇迹，其中不仅有改革开放的功劳，也是国际产业资本的转移改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所以只要流入中国的外资可以服务于中国的供给与需求增长，尽管会在许多领域取得垄断地位，仍是积极的一面大。

　　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外移，已经导致了发达国家制造业增长速度的长期下降趋势，以美国为例，制造业占GDP的比重1990年还高达25％，目前已经下降到13％，新世纪以来，美国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还不到1％，所以从总体上看，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首先是改变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对比关系，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利的。

　　此外，由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科技人才的工资水平，一般要比发达国家低80％，这样就吸引了发达国家逐渐把研发中心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人才得以迅速成长和扩大。外资企业虽然可以不断扩大在中国的产业领域，但人才是可以流动的，这样就为中国本土企业在未来的发展准备了人力资源条件。

　　没必要担心引进外资会阻碍中国的技术进步

　　许多人担心，中国不断扩大利用外资规模，会形成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依赖，从而不仅会阻碍本国的技术创新，还会由于发达国家对技术转移的限制，使中国的技术进步永远落在发达国家的后面，甚至使国家安全失去保障。

　　从科技进步看，物质产业的发展才是推动科技发展的强大动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物质产业发展失去了比较优势，已经被迫走上了只能以金融产品与发展中国家的物质产品相交换才能生存的“虚拟资本主义”道路，科技发展的速度因此而显著缓慢下来。例如，美国最近几年的GDP增长中，有超过50％是被房地产业拉动的，而在房地产业中，即便是建筑5A级的高智能化写字楼，其科技含量也不超过15％，所以美国的许多精英人士都在担心，由于美国物质产业发展的“空心化”，将会导致美国科技发展也停滞。2004年由戴尔、惠普等美国高科技大公司提供的一份报告说明，过去20年里，美国在全球高科技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31%迅速降低到18%。与此同时，中国、韩国和其他亚洲新兴国家的高科技出口在全球出口中所占的比例则从7%上升到了25%。1989年到2001年里，美国的高科技产出只增加了一倍，但是中国的高科技产出却上升了8倍多。报告还指出，美国培养的理工科人才也落在了亚洲国家后面。以2000年为例，亚洲国家的大学颁发了大约120万份理工科的毕业证书，而北美洲的大学只颁发了大约50万份毕业证书。人才培养速度的缓慢已直接影响到美国在理工科研究领域内的新发现。报告说，在1988年到2001年期间，美国发表的理工科论文只增加了13%；而包括中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则增加了492%。此外，亚洲新兴经济体投入研究的资金也直追美国。报告说，在1995年到2001年期间，中国、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研究投资增加了140%，而美国只增加了34%。

　　直到2004年美国的海外投资年收益仍然是正值，但当年美国的海外投资总额已经比外国投资到美国的投资总额少了3万亿美元。美国许多精英人士曾据此骄傲地说，这是因为美国的科学技术发达，知识产权的回报率高，但是2005年美国的海外投资收益却首次出现了逆差，说明美国的科技进步速度与输出知识产权的能力已经开始萎缩了。种种迹象说明，美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内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领先地位，如今已经开始动摇了。

　　反观中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中最艰难的“爬坡”阶段，从长期看，国内能源、矿产和主要农产品都存在着巨大的供给缺口，也不可能永远靠从国际市场进口满足需求。发达国家以占世界13％的人口规模，却消耗了超过世界2/3的能源与矿产资源，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也走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的老路，把完成工业化任务建立在石油、煤炭和钢铁等传统能源与原材料上，根据世界现有的资源供给可能计算，大约只能维持30～40年，而且会面临着剧烈攀升的资源产品价格与巨大的环境压力。这就逼迫中国人必须依靠自己的勤劳智慧，向科技进步要发展空间，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从而成为推动中国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强大动力，并会据此占领世界科技进步的巅峰。

　　1994年，中国的机电产品出口第一次超过轻纺产品，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十年后中国机电产品贸易首次出现了156.7亿美元的顺差，2006年前11个月则猛增到623.3亿美元，增长了3倍。在2005年中美贸易中，按美方统计为中方顺差2020亿美元，在中美贸易所涉及的98大类产品中，75类工业制成品都是中方顺差，其中不仅有消费品，机器设备和高科技产品也占有相当大的份额，23类初级产品则主要是美方顺差。从这些变化不难看出，主要由重工业部门提供的机电产品，不仅已在很多领域能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还能以强大的竞争力不断开拓海外市场，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在重工业产品方面，却越来越依靠从中国的进口。

　　可以预计，在新的全球化时代，技术创新的中心将逐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所以，担心继续扩大引进外资规模会阻碍中国的技术进步，是没有根据的。

　　工资水平的提高不会明显削弱中国国际竞争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进入新的经济增长繁荣期，中国的各种生产要素价格水平都出现明显上涨，这是否会使中国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逐步丧失长期以来的竞争优势呢？

　　从工资成本的竞争优势看，中国还可以保持20多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二元”结构特征直到今天仍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从城乡收入差距看甚至比1980年代有所强化，而彻底消除中国的二元结构特征，恐怕需要30年乃至更长时间。二元结构使中国在今后长期内仍然会拥有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剩余，这样就会对中国的工资水平形成长期的压抑，从而使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着长期的工资成本竞争力。

　　中国的竞争优势也产生于区域的二元结构，即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区域发展差距有其不利的一面，但是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东、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在沿海地区要素价格上升后，企业还可以向内地要素价格低的广阔区域转移，一些小国则没有这个条件，所以相对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沿海地区在要素价格上升推动下产业结构升级后，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向内地转移，仍可以保持竞争优势。

　　从土地资源条件看，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为国家发改委“十一五”规划所做的一项研究，如果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进口规模保持在5000万吨，国内耕地的单产提高速度保持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水平，则在目前的18亿亩耕地资源中，还可以拿出1.5亿亩来转移到非农产业发展，平均到25年中每年约600万亩，比改革开放以来年均耕地转移规模还要高，因此土地供应也是有一定保障的。

　　从产业竞争能力看，中国的竞争优势更明显。因为下一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会向重化工产业集中，而重工业的产业链条很长，发达国家只能首先转移重工制造产业中某一个或某几个生产环节，这就需要接受转移的国家必须具备良好重工业基础和很强的配套能力，以及素质优秀的技术工人。以机器和运输设备占全部制造业产出比重来比较几个发展中大国，2001年中国为32％，巴西和墨西哥为27％，印度只有19％；以当年该产业的产出规模比较，中国是墨西哥的4.5倍，巴西的7.7倍；从制造业的工人人数看，印度、巴西和墨西哥都在1000万人以下，中国则超过了6000万。所以，由于中国重工产业的发达程度明显高出其他发展中国家，就必然会成为发达国家重工产业转移的首选地。如果说在接受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还有一定的竞争力，在接受重工业转移方面，这些国家的竞争劣势就太明显了。

　　重化工产业是高附加值产业，工人的工资水平比较高，但是由于重化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轻工业，重工业比重的提升可以带来工资水平的上升，从工资占产值比重看，却可能是下降的。例如在中国目前的制造业中，机电产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只比纺织和服装产业部门高出20%～50％，但是人均产值却高出3～4倍，所以如果重化工产业转移成为主导潮流，工资水平的提高也不会对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有太明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