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制度的不断完善

　　我们知道，在市场制度相对完善的情况下，只要不从根本上破坏体制一致性原则，宏观政策的效应就可以在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得到发挥，市场的自组织功能也会使体制的运作和效率得以恢复和增强。而在市场化过程中，政策效应的发挥往往离不开体制上的相应变革，因为，体制的不完善不仅会使任何一个政策操作产生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放大负效应而抑制正效应。宏观调控，是针对市场的缺陷而言的，是第二次的调解。但是，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毕竟是第二次的，是市场的第一次调解之后的“修正”，不应当太“积极”，太“主动”，而且频频的宏观调控也会影响人们稳定的理性预期，助长短期行为。因此，把目光和精力更多地放在长期制度建设上，才是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为此：

　　第一，通过改革逐步减弱地方政府靠投资发展经济的冲动。

　　投资增长压不下来的病根，关键是制约投资增长的约束条件不到位。从投资管理体制角度看，投资过热的根源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作用的结果，政府作为投资调控者与投资主体，一方面作为监管者要适时出台政策，调控投资活动，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另一方面作为投资者(尤其是地方政府)又要直接或间接参与到具体投资活动中来，其行为目标又是GDP(或财政收入)的最大化。这种双重角色关系模糊和定位不清，很容易导致调控政策大打折扣，所以有效遏制投资过快增长的核心问题是能不能解决政府的投资冲动，政府能不能从投资主导位置上退出。可以说，在分税制下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只要有持续的财政和银行资金支持，已经内化的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将不可避免成为国民经济波动的长期隐患。没有解决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中，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的问题，随着路径锁定和进一步进行体制改革的边际成本越来越高，只能使治理危机更加恶化，最终代价是国民经济和社会福利损失以及市场化改革偏离轨道。为此：一是要研究税收制度的改革，消除地方政府直接上项目、搞投资的基础动因。二是加强对各级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产品方面的收支管理，防止地方政府一方面拖欠公共产品投入，另一方面搞形象工程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特别是要继续严格控制好信贷和土地两个"闸门"，逐步弱化地方政府动用资源上投资项目的能力，实现釜底抽薪。三是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为，让政府的功能回归到创造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秩序、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等属于政府本身的功能上来，逐步减少、最终取消政府对非公共产品直接投资的功能。四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切实改变干部的政绩考核方式。要建立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的、全面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

　　第二，尽快打破“官本位”。

　　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这是农耕经济使然。遗憾的是这种“官本位”的观念延续至今，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在继续强化。“官本位”的诱导信号，把几乎所有聪明的人都引导到了对官趋之若鹜的地步。其严重后果是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使我们的社会不堪重负。尽管国家采取了精简机构的措施，但由于并没有做到真正的岗责匹配，现实中出现了有的机构人员紧张，有的机构仍然人员富余。这除了权力、义务等设置方面的问题外，“官本位”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有必要修正我们的社会价值体系，尽快打破“官本位”，促使人们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从而使社会健康而有序发展。

　　第三，打破垄断，平抑行业投资回报差距。

　　应该承认，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最终要通过企业来实现，尽管由于风险评估和承担机制不健全，特别是隐含在经济运行中的潜规则的作用，企业很难对地方政府说不。但是我们也注意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自我约束的能力在不断增强，利益最大化原则体现得越来越明显。事实上，企业之所以如此热衷于投资，也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在目前的环境下，投资回报是比较高或者说起码短期内投资回报是比较诱人的。这表明固定资产投资高增长一定程度上是受利益诱导而产生的，有其客观必然性。

　　但若从宏观层面看，我国的投资效率又十分低下。比如，一是投资效果系数低下，2006年，我国1元投资仅能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232元，远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二是资本生产率逐步走低，根据有关专家的测算，资本生产率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而且从1995年开始我国资本生产率出现持续下滑的势头。三是增量资本产出率有走高的趋势，目前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明显高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高速增长时期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四是中间投入使用效率不高，与国际水平相比，增加值率明显偏低。

　　中国企业的微观盈利水平直线上升与宏观层面上的投资效率低下形成如此巨大的反差，问题在于企业或单个项目的利润多寡往往是与众多因素相关的，如投入的要素价格（土地、资本，甚至还包括各种税收和准入等行政优惠安排）。如果要素价格是扭曲或低估的，甚至根本没有成本，那么微观上一个项目的效益就可以高得惊人，但在宏观上这却是很不经济的。即企业利益的获取某种程度上讲是在损害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基础上取得的。同时，我们注意到，在企业利润高增长的背后，企业利润分化、集中现象明显，即一些垄断性的资源类企业的高利润率起到了放大作用。纵观这些年来利润率高的行业，大多不是资源垄断性的，就是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的。

　　为了有效防止固定资产投资反弹，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目前国家已经开始采取一系列调控措施。金融部门除了发挥信贷窗口指导作用外，还对投资资金来源进行控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把钢铁、电解铝、铜冶炼、铁合金、电石、焦炭、水泥、煤炭、电力等产能过剩行业，特别是新上高耗能项目投资关。严禁投资新建或改扩建违反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准入条件和缺乏能源、资源支撑条件及环境容量不允许的高耗能项目。无疑，这些政策的实行有助于抑制目前投资增幅的走高，不过我们认为，为了促进投资的健康增长，提高投资效率，除了采用法律、行政手段外，还需从经济手段入手，从投资回报率方面采取措施。无论是经济学理论、还是国内外的具体实践都表明，价格手段是最有效的手段。价格手段并不仅仅或主要指提高商品的价格，它的根本内涵是控制行业的利润水平。而这就需要在打破垄断、将环境等社会成本更合理地纳入投资成本中等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第四，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如前分析，仅仅依赖传统的短期宏观调控政策，一些问题的解决似乎很难达到预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原因有很多，我们认为其中有一条是国民收入的增长结构明显向工业企业利润和政府财政收入倾斜，居民收入项目的增长相对缓慢，这是一个对调控政策效率具有基本性制约的重要因素。根据计算，政府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2001年的21.1%上升到2006年的24.2%，企业从2001年的15.1%上升到2006年17.5%，居民由63.8%下降到56.5%。如果考虑到统计中政府收入还不包括土地出让金等非税收入，实际的政府所得份额可能要大于统计数据。政府所得份额不断增大，在政府职能尚未转变的条件下，必然直接和间接地推动投资高增长和投资率的攀升。企业可支配收入主要是较高的利润率带来的，而在高利润的驱动下，企业必然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和增加投资。

　　而分配矛盾导致生产过剩，是市场经济国家200多年以来反复验证过的规律，中国的高速工业化过程虽然有新全球化的背景，外需也的确吸纳了中国很大一部分过剩产能，但即使在净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也只吸纳了中国总供给的很小一部分，新全球化可能只能减缓或拖延中国产能过剩矛盾表面化的程度与时间，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这个矛盾。

　　如何解决？我们认为，从收入分配制度变革和收入分配政策入手，从根本上扭转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格局，进而达到投资、消费的合理匹配，可能是一个长久之计。为此：

　　理顺分配关系，消除人为的不合理因素。拿城乡差距来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超过3：1，处于历史高位，如果将住房、社会保障等隐性福利考虑在内，中国的城乡差距无疑是世界之最。而城市工人比农民收入高得多并不是因为工人比农民具有更高的创造GDP的禀赋，而是因为农村劳动力不能享有同等的就业权利。地区差距和部门差距也是如此。西部居民收入远远低于东部沿海居民，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受到良好教育和自由迁移的机会。同样，垄断部门的高收入正是因为其垄断地位。因此，要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保证同等质量的要素获得同等报酬，这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消除上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落实资源税征收，体现国资收益权，改变国有企业不分红的现实。在世界上任何市场经济国家，要开采全民所有的资产，首先必须通过竞价交一笔特许权费，另外要缴资源税。而我国企业开采资源成本不高，开采出的钱大都成了企业的利润，再加上能源、资源的价格在上涨，企业利润不断增加。这种现状应尽快改变，切实落实资源税征收制度。同样，要想解决

垄断行业收入与贡献的匹配问题，真正体现其劳动价值。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国资收益权要落到实处。因为在国家不建立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制度的情况下，企业拥有国有资本收益自由支配权。那么，效益好的企业职工收入就会不断膨胀，而困难企业的职工却收入下降，由此产生企业内部分配秩序混乱的弊端，会导致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并将积重难返。国资收益权落到实处，一方面它可以体现国有资产的权益，一方面也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对于国有企业的盈利，作为资本出资方，应参与分红，将所得用于居民人人享受的公用事业或充实社会保障。

　　第五，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强经济对就业的拉动力。

　　2006年，我国外贸顺差为1774亿美元，增长了74%。这是继前年顺差激增2.2倍逾千亿美元后再次创下的新高。今年以来，人民币仍在不断升值，国外利益集团压力不断增大，但就是无法阻止中国外贸顺差的上升势头。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中国外贸顺差不断攀升的主要推动力短期内不会有减弱的趋势。这种推动力就是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劳动力数量大，二是低素质劳动力比例高。一方面是大量失业和潜在失业人数的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却是人才紧张。

　　来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劳动力市场用人需求和求职者均有17%以上的增长。劳动力总体上仍供大于求，但部分地方如福州、温州等已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高端人才和实际操作者尤其紧缺。从我国总体情况看，就业形势仍十分严峻。部分城市劳动力供不应求主要是一种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主要呈现“两头紧”的态势，即：高端人才和实际操作者紧缺。劳动力市场上，技师、高级技师的求人倍率分别达到2.31、2.29。

　　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直伴随着城乡就业的扩大。但近年来，同样的GDP增速带来的就业增加量呈现下降趋势，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只增长约0.1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也从1991年0.56下降到2006年0.23。与此同时，失业率构成发生变化，2/3以上的因素是摩擦性和结构性的自然失业率。这说明当前解决就业问题，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增长速度和固定资产投资，而是要开拓新路子，寻找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增长方式。

　　当前，要努力把经济发展的过程变成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过程，把结构调整的过程变成对就业拉动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把城乡二元结构转换的过程变成统筹城乡就业的过程。在现阶段应重点鼓励就业弹性高的产业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

　　而从长期看，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是解决就业问题、改变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真正达到国际收支平衡的根本之策。因此，目前，首要的是加强教育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建设，加大投入力度。同时，下大力气调整我国目前的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加大政府在职业教育方面的投入，建设一批高质量的中高级技工学校，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应主要面向农村。要大力改革现行中等职业教育，培养技能型教师，更新教材，缩短教育年限，最大限度地降低学费，调整专业，使之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相适应。此外，为解决农村青年无力承担学费的问题，可考虑将

助学贷款扩大到中等职业教育。

　　（执笔：胡少维、高辉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