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海宁

　　从去年8月温州首传限购松绑至今，共有10个城市接连出手“救市”。

　　探究这一轮地方“救市”动因有多个纬度。首先，地方政府利益是“救市”的最大动力。房地产涉及地方政府的多种利益，比如，楼市降温会影响到地方GDP、卖地收入以及税费收入。再加上房地产直接关联和间接关联的行业多达几十个，在今年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房地产业兴衰显然对地方政府影响巨大。有数据显示，2011年至2013年，我国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分别为59.3%、43.6%和59.8%。显然，地方政府不会容忍楼市降温。

　　其二，楼市分化给了地方“救市”的机会与权力。过去多年，都由国家统一对楼市进行宏观调控，但从去年开始，楼市分化的特点越来越明显，不再适合“一刀切”式的调控，所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针对不同城市情况分类调控”。地方政府因此有了自己调控的机会和权力。

　　其三，“救市”先行者成了跟随者的榜样。尽管中央明确了分类调控的思路，但很多地方政府并不敢轻易迈出“救市”步伐，一方面顾忌舆论压力，另一方面也顾忌“救市”风险。有了“先行者”，其他城市就不再担心成为“出头鸟”了。

　　在笔者看来，房价虚高、库存量大的城市，必须谨慎“救市”，否则，给楼市自身以及整体经济都将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住建部今年表明的监管思路是“分类指导”。但是，在目前多个地方花样百出的“救市”行动中，究竟有没有“分类指导”，或者说如何进行“分类指导”，公众不得而知。如果有“分类指导”，希望以公众看得见的方式进行“指导”，更应该以一定的依据、标准来指导地方合理调控楼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