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举造城为哪般

　　据《第一财经日报》19日报道，武汉市市长唐良智日前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称，武汉5年内建设计划将花费2000亿英镑(约合人民币2万亿元)。上万个工地同时开工，堪称“满城挖”，令学生找不到回校的路，有司机称“路堵心更堵”。另据记者统计，中国约有10个城市每年城建投资都在千亿元规模，个个堪称“豪可敌国”。

　　在2011年甚至更早，武汉就有“满城挖”的称号，如今，武汉的工地数量由过去的几千个增加到了上万个，不是越挖越少，而是越挖越多。而且，不仅武汉满城挖个不休，还有很多城市也在效仿武汉(比如说南京也被称为“满城挖”)。难道说中国城市建设进入了“满城挖”时代？

　　很多城市之所以被称为“满城挖”—— 大举造城，公认的原因是，城市基础设施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比如说武汉“逢雨必涝”，原有公共设施也难以承载如今的城市人口。于是，很多城市的管理者通过大举造城来弥补历史欠账。但是，我认为，基础设施落后恐怕只是大举造城的原因之一，或者说只是一个表面原因。

　　深层次的原因是，很多城市管理者为了拔高城市地位。以武汉为例，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名声显赫，但在近年，其他城市千方百计拔高城市地位之时，武汉的城市地位似乎在下降。所以，2009年武汉提出建设“中部地区中心城市”的口号，2011年提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2013年又提出建设“世界城市”。

　　显然，拔高城市地位有很多好处，比如说，会吸引世界级企业来投资，会拿到优惠政策或重大项目，有利于摆脱城市落后形象等，当然，也会给城市管理者带来看得见的政绩。

　　而要想拔高城市地位，就必须改善基础设施。也就是说，武汉“满城挖”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在城市竞争中胜出，为了支撑各种新定位和新口号。

　　城市之间的竞争会给城市带来实质改变，也会为城市居民带来更好的公共服务，因此笔者并不反对武汉重新定位。但是，一个城市频繁定位、频繁拔高，那只能说明之前的城市定位不准，也说明是好大喜功的政绩思维在作怪。如果科学确定城市定位之后，就不该随意改变城市定位，就能减少很多折腾。

　　笔者也不反对城市改造，但要看到，很多城市改造是在“蛮干”，比如，在拆迁中破坏某些有价值的文物古迹，在拆迁中使得整个城市面目全非、全无韵味、唯剩水泥森林等。武汉是否属于“蛮干”，还需观察，但有一点，要达到改造城市的目的，不能忽视了广大市民的情绪和权利，也不能忽视城市的财力、债务等问题。

　　尽管武汉等城市基础设施落后需要改造，但要意识到，市民才是这个城市的“主人”，如何改造城市应该认真倾听市民意见，尊重市民的参与权、话语权等权利。可从各种报道来看，由于武汉满城是工地，交通、空气等问题导致很多市民“骂娘”，这说明城市改造没有合理布局有序安排，更说明市民权利缺少保障。

　　再从武汉的城市改造投入和实际财力来看，也让人忧虑——武汉5年内建设计划将花费人民币2万亿元，在基础设施上支出与英国全国相仿，而武汉的债务率相当于美国的1.5倍。尽管大举造城的勇气可嘉，财政支出只占一部分投入，但是否挤压其他民生支出，今后如何来还债，仍急需回答。

　　在笔者看来，大举造城不能只凭勇气，更不能以改造基础设施的名义去追求看得见的政绩，而是要凭市民支持，要凭地方财力，要凭官意与民意的高度一致，不能只是权力说了算。

　　即使市民和财力都能支持这“满城挖”，也应该在减少扰民、在市民监督的情况下有序改造。否则，城市改造不是为民，而是伤民。(冯海宁，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