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变“大”，往往以权力和资本为沃土。只要功利性需求与心灵需求纠缠在一起的中国式信仰存在，“大师”必层出不穷。这是刚需，自古亦然

　　文_何伊凡

　　先说说古代的“大师”。

　　北宋王朝崇道教，到了宋徽宗时登峰造极，自封为道教教主，他以考试成绩授道士以道官，相当于朝廷的五品至九品。金人兵临城下，深受宠信的道士郭京称能以六甲神兵术退敌，结果徽宗身着道服做了俘虏。

　　明太祖朱元璋虽做过和尚，但起兵时多得名道士之助，他自己信仰道教，之后明代诸帝也都热衷方书丹药，扶乩降神。明世宗在位，后宫嫔妃皆羽衣黄冠诵法念咒。不过腐化纵欲之风也影响了“大师”，如第四十六代天师张元吉，“夺良家子女，逼取人财物，家置狱，前后杀四十余人”，与土豪恶霸无异。

　　举道教的例子，原因之一是道教注重现实世界中的修炼，多有术士以神仙巫鬼或黄老之术惑人。我没见过最近很火的王林，从公开材料看，似是郭京、张元吉之流。一个常见逻辑推断是，官员和企业家对大师格外偏好，是因为他们缺乏信仰，没有“荣神誉人”的西方商业精神，空虚而孤独，安全感又薄弱。这当然有道理，然则实际上，希望从神秘中寻求超越世俗生活张力的愿望，几乎存在于每一个人内心深处，为何大师变“大”，又往往以权力和资本为沃土？因为需求来自双向，即使对真正的修行者而言，也要“法、财、侣、地”的保证。所谓无财不养道，历史上士大夫阶层与大商巨贾，都对宗教支持甚多。即使今日，各大宫观寺庙的住持身边，也都会围绕着一群官员和企业家。

　　鲁迅在《准风月谈》中曾写到：“耶稣教传入中国，教徒自以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叫他们‘吃教’的，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大师”将自己神化，而崇拜者则将“大师”视为神力的世俗化身，彼此都在互相“吃”。官员和商人能对“大师”提供更多的帮助，也渴望“大师”作为神秘力量的中介能带来权力或财富的回馈，只要这种功利性需求与心灵需求纠缠在一起，“大师”之后，必有“大师”层出不穷，这是刚需，自古亦然。

　　欺世盗名、枉道从权的“大师”比比皆是，可若一刀切，认为大师都是骗子就失之偏颇。吸取道家智慧而成为医学、农学、哲学、军事、政治和文学方面的大师，历史上如恒沙之数，出家人也常有教化人心的德行，“问苍生”与“问鬼神”并非必然对立。如李约瑟博士所言：科学、宗教、历史、哲学与艺术创造是人类认识宇宙的五种经验形式，如果谁对这个或那个方面缺乏见识，他就不能算作是一个完美的人。

　　正邪掺杂，容易成为人探索未知领域时的衍生品，很难说所有登过“大师”家门的，就必然也要贴上道德败坏的标签。强列出“企业家+官员+大师=造神”的公式，也是一种异化。我熟识的很多企业家，对于探寻生命之谜和心灵之谜都有旺盛好奇心，他们的兴趣，介于哲学与宗教的分界点。只要没有刻意去做吹鼓手，或者成为“大师关系网”中的一环，就不必惶惶然如犯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