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祎：政商关系成企业危险捷径
在一个没有稳健机制和良性体制架构的环境下，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文/樊祎
在中国，政商关系是一种独特的企业发展逻辑，不经营政商关系，企业很难做大，辛辛苦苦做大了，一有风吹草动，企业和企业家马上处于危险中。
实德目前的状态堪忧，这并不是因为董事长被调查企业必然倒下，而是因为，如果企业发展的模式严重依赖政商关系，一旦联系政商两界的关键节点发生问题，企业的后续发展必然亮起红灯
同样是辽宁企业，华晨汽车是另一个典型故事。华晨汽车创始人仰融以高超的财技把一个小小的香港财务公司打造成中国汽车行业的一匹黑马，鼎盛时期拥有六家上市公司，与宝马合资生产整车。为了更好的在资本市场腾挪，仰融在1992年和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等几家国字头单位联合成立了中国金融教育投资基金会作为华晨中国的投资主体，在那之后，事情起了变化，尽管没有投入一分钱，但是财政部在给辽宁省政府的函中要求认定华晨及其衍生公司为国有资产，并要求辽宁省政府予以接管。作为公司实际所有者和真正出资人的仰融当然不干，双方谈判的底线差距悬殊，几轮博弈之后，最终结果是辽宁省法院以涉嫌经济犯罪为由批捕仰融，仰融净身出户出走美国，完全失去了对华晨的控制。
无论是华晨的仰融还是实德的徐明，所反映的都是中国特殊政商关系的一个缩影，而且是最危险的那种。
政商关系的演进，可推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齐国的管仲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专营盐铁的“国企”，同时兼任央行行长与发改委主任一职，国家从资源和政策上完全垄断了商业的主体，所谓的商人不过是依附于主体的附庸。这种制度延续至晚晴。2000年以来王朝兴替，变的是一个个皇帝的姓氏家谱，不变并巩固的是中央集权的独裁体制和文化惯性。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国家控制一切的观念和实践给了历代商人们几乎唯一的选择。只有和官家搞好关系，进一步说，只有和官员搞好关系才能生存发展下去。
洋务运动之后，官员和商人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国家从商业活动中后退一步，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出现了一批带有现代色彩但仍然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企业。但政商关系只是巧妙的从桌面转到桌下，官员和商人通过政策资源的货币化完成了权力勾兑和利益输送。胡雪岩与左宗棠、盛宣怀与李鸿章就是这种关系的典型代表。
现在，仍然有无数企业家从《胡雪岩传》里寻找企业经营的真谛，这说明当代的政商关系并未脱离晚晴洋务运动之后形成的范式。
这种范式的危险之处在于，企业的发展不是按照市场规律运行而是按照官场规律运行， 官员的升迁是企业发展的充分条件，反过来，官员的倒台或去世则敲响了企业由盛转衰的丧钟。
近来有学者提出了“匿名政企纽带”的说法，认为企业应该和政府打交道，而非和某个具体的官员过从甚密，这就是“匿名”的政企纽带。和某位政府官员形成单一的对价关系是很危险的，比如黄光裕的落马。同时这种政商关系还造成了至少两个恶果：企业家无法找到合适的接班人(继任者不具有创始人的政府网络和公关能力)、企业无法做大(跨省市的政府关系壁垒森严)。
如何有技巧地游刃于政商博弈之中，仍将成为中国企业家的最大挑战。在一个没有稳健机制和良性体制架构的环境下，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作者系汉哲管理咨询集团合伙人
中插：
当代的政商关系并未脱离晚晴洋务运动之后形成的范式。这种范式的危险之处在于，企业的发展不是按照市场规律运行而是按照官场规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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